多由大型鱼类的脊椎骨或兽骨制成，虽然硬度不如青铜，但制作简便，易于获取。古蜀人在使用鱼叉时，通常会潜伏在水边或乘坐独木舟进入水中，待发现鱼类后，迅速将鱼叉投向目标，凭借精准的判断力与力量捕获鱼类。在三星堆遗址中，曾出土过一件青铜鱼叉，叉头呈三角形，边缘带有锯齿，长度约为20厘米，木柄已腐朽，但仍能看出其当时的使用痕迹。

鱼钩的出现则比鱼叉更为进步，它能够通过诱饵吸引鱼类上钩，提高捕鱼的效率。商周时期的鱼钩主要有骨质与青铜两种材质，骨质鱼钩多由兽骨或鱼骨制成，先将骨骼切割成条形，然后在一端磨出尖锋，另一端钻出土孔，用于系挂鱼线；青铜鱼钩则采用铸造工艺制成，形状更为规整，尖锋更为锋利，且表面往往经过抛光处理，减少了鱼类上钩时的阻力。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多件骨质鱼钩，其中一件长度约为5厘米，尖锋锐利，土孔清晰，保存完好，充分展现了古蜀人精湛的手工技艺。

渔网是当时最为高效的捕鱼工具之一，能够一次性捕获大量鱼类。商周时期的渔网主要由植物纤维（如麻、葛等）编织而成，网眼大小根据目标鱼类的体型而定——捕获大型鱼类时，网眼较大；捕获小型鱼类时，网眼较小。为了使渔网能够沉入水中，古蜀人还会在渔网的边缘系上陶制或石制的网坠；同时，在渔网的上方系上浮子（多由芦苇杆或中空的陶球制成），以保持渔网在水中的展开状态。在成都平原的一处商周时期遗址中，曾发现过一段保存完好的渔网残片，残片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网眼呈方形，边长约为2厘米，编织纹理清晰，可见当时渔网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

除了上述工具外，古蜀人还掌握了一些特殊的捕鱼技术，如“竭泽而渔”与“利用水流”。“竭泽而渔”即通过堵塞水源或挖掘渠道，将小面积水域中的水排干，然后直接捕捉其中的鱼类，这种方法虽然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破坏，但在食物短缺的季节，却是古蜀人获取大量鱼类的有效手段。“利用水流”则是指利用河流的自然流速，在河道狭窄处设置鱼梁（用石头或木桩搭建的拦鱼设施），当鱼类顺流而下时，便会被鱼梁阻挡，古蜀人再从鱼梁的缺口处进行捕获。这种方法既省力又高效，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较小，体现了古蜀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利用。

3.2 鱼类在饮食结构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的蛋白质来源

在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农业生产虽已有所发展，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作物的产量并不稳定，且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等）的影响。相比之下，鱼类资源则具有稳定性高、获取难度相对较低的特点，因此成为古蜀人饮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蛋白质来源。

从考古发现的人类骨骼同位素分析结果来看，商周时期古蜀人的食谱中，鱼类所占的比例较高。以金沙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为例，其碳同位素比值与氮同位素比值均表明，当时的居民主要以c3植物（如水稻、小麦等）与鱼类为食，其中鱼类提供的蛋白质占总蛋白质摄入量的40%以上。这一数据充分说明，鱼类在古蜀人的日常饮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其维持生命活动与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

此外，鱼类的食用方式也多种多样。古蜀人既可以将鱼类直接烧烤食用，也可以用陶釜、陶鼎等器物将鱼类煮熟后食用，还可以将鱼类腌制或晒干，以便长期保存。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用于储存鱼类的陶罐，这些陶罐通常密封性较好，内部残留有鱼类的骨骼与油脂痕迹，表明古蜀人已掌握了鱼类的储存技术。这种储存方式不仅能够在鱼类资源丰富的季节储存足够的食物，还能在鱼类资源短缺的季节（如冬季）为古蜀人提供食物保障，进一步凸显了鱼类在古蜀人物质生活中的重要性。

3.3 鱼类与生存应急：特殊环境下的“救命粮”

在商周时期，成都平原虽然总体上水文条件优越，但也时常面临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如洪水、干旱、地震等。在这些特殊环境下，鱼类往往成为古蜀人重要的“救命粮”，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当洪水泛滥时，大量农田被淹没，农作物被冲毁，古蜀人的粮食储备面临严重短缺。此时，洪水带来的不仅是灾难，也带来了丰富的鱼类资源——被洪水淹没的农田、村庄成为鱼类的临时栖息地，古蜀人可以通过简单的捕鱼工具，在自家门口或附近的水域中捕获鱼类，以解决温饱问题。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一处被洪水淹没的商周时期村落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鱼类骨骼与捕鱼工具，这些遗迹表明，在洪水期间，当地居民主要依靠捕鱼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