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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干旱季节，江河湖泊的水位下降，部分水域干涸，农作物因缺水而减产或绝收。但此时，湿地与一些深水潭中仍有鱼类存活，古蜀人可以通过挖掘渠道、提取地下水等方式，将水引入干涸的水域，吸引鱼类聚集，或将深水潭中的鱼类捕获。此外，泥鳅、黄鳝等底栖鱼类能够在淤泥中存活较长时间，即使在水域干涸后，也能在淤泥中找到它们的踪迹，成为古蜀人在干旱季节重要的食物来源。正是因为有了鱼类这一“救命粮”，古蜀人才能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维持种群的延续与文明的发展。

四、鱼与古蜀人的精神世界：从“湿地精灵”到敬畏之神

4.1 “湿地精灵”的象征：鱼类的“神秘属性”

在古蜀人的认知中，鱼类并非简单的食物，而是生活在与人类不同空间维度的“湿地精灵”。它们栖息在幽深的水域中，能够在水中自由穿梭，却无法在陆地上长时间生存；人类则生活在陆地上，依赖空气呼吸，无法像鱼类一样在水中畅游。这种“水陆隔绝”的生存状态，让古蜀人对鱼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与神秘感。

古蜀人观察到，鱼类能够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活动，却很少露出水面，仿佛生活在一个隐秘的“水下世界”。这个“水下世界”与人类生活的“陆上世界”截然不同——它没有阳光的直射，没有人类的喧嚣，却有着丰富的生物与独特的生态。古蜀人相信，这个“水下世界”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而鱼类则是这种力量的载体与象征。它们能够感知水下世界的变化，预测水流的走向，甚至能够与“水神”沟通，这种“神秘属性”让鱼类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此外，鱼类的繁殖能力也让古蜀人感到惊叹。他们观察到，每年春季，大量的鱼类会聚集在浅水区产卵，鱼卵在水中孵化成幼鱼，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又能长成成鱼。这种“生生不息”的繁殖现象，让古蜀人将鱼类与“生命繁衍”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鱼类拥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够促进万物的生长与繁衍。因此，在古蜀人的祭祀活动中，鱼类常常被作为“生命的象征”，用于祈求部落人丁兴旺、农作物丰收。

4.2 “神秘的馈赠”：对鱼的敬畏之情

鱼类为古蜀人提供了生存所需的食物，这种“不劳而获”（相对农业生产而言）的馈赠，让古蜀人对鱼充满了敬畏之情。在古蜀人的观念中，人类生活的土地与鱼类生活的水域，都是由“神灵”创造与掌管的。人类通过耕种土地获取粮食，需要付出翻土、播种、灌溉、收割等大量劳动，且收成还需依赖天气好坏；而鱼类生活在水中，无需人类刻意照料，只需通过简单的捕鱼工具，便能从水域中获取，这种“天然赐予”的特性，让古蜀人坚信鱼类是“水神”或“湿地之神”派来滋养人类的使者，每一次捕鱼都是神灵的恩惠，而非人类单方面的索取。

这种敬畏之情首先体现在捕鱼前的“祭祀仪式”中。考古学家在成都平原多处商周时期的水边遗址（如金沙遗址的祭祀区、三星堆遗址的青关山台地）中，发现了大量与鱼类相关的祭祀遗存——在一些用于祭祀的陶罐中，整齐摆放着完整的鲫鱼、鲤鱼骨骼，骨骼表面未留有食用痕迹，显然是作为“祭品”使用；部分遗址的水边还发现了用石头堆砌的圆形祭台，祭台上残留着青铜器皿的印记，推测古蜀人在捕鱼前，会在此举行祭祀仪式，祈求神灵保佑捕鱼顺利、收获丰厚。根据《华阳国志·蜀志》中“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的记载，结合考古发现推测，当时可能还会以部落首领或“渔师”为代表，向“水神”敬献酒、谷物等祭品，同时吟诵祈福的歌谣，内容多为感谢神灵赐予鱼类资源，承诺不会过度捕捞，以维持与神灵的“契约关系”。

其次，这种敬畏之情体现在对“捕捞限度”的自觉遵守上。古蜀人虽依赖鱼类生存，却从未采取“赶尽杀绝”式的捕捞方式，而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捕捞准则”。从考古发现的渔网残片来看，当时的渔网网眼多在2-3厘米以上，这种尺寸的网眼只能捕获体型较大的成鱼，而体型较小的幼鱼则能从网眼中逃脱，保证了鱼类种群的繁衍；同时，在一些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还发现了与“禁渔期”相关的刻画符号——有符号描绘为“鱼”与“太阳”“水波”的组合，推测代表“夏季汛期禁渔”，因为夏季是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此时停止捕鱼，能让幼鱼顺利成长，确保后续鱼类资源的稳定。这种对捕捞行为的自我约束，并非出于现代生态保护意识，而是源于对“神灵馈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