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锤揲成薄如蝉翼的金片，再用青铜刀具将金片切割成柳叶状的鱼形。最令人惊叹的是金箔正面錾刻的叶脉纹：纹路间距约0.2厘米，清晰规整，沿着鱼身的弧度延伸，从鱼头到鱼尾逐渐变细。这些纹路既像鲫鱼身上的鳞片，又似湿地浅水中流动的波纹——当阳光照射在金箔上时，金色的光芒与叶脉纹相互映衬，仿佛一条在水中游动的金色鲫鱼，灵动而鲜活。

金箔的头端还钻有一个直径约0.3厘米的小孔，考古学家推测，这个小孔是用于悬挂或与其他器物组合的。这件金箔或许曾被系在一根细长的木杖上，成为祭祀时的礼器。在祭祀仪式中，祭司手持木杖，轻轻晃动，金箔便会随着动作摆动，模拟出鲫鱼在浅水中游动的姿态。此时的鱼，已不再是单纯的食物，而是“鱼神”的象征——古蜀人相信，湿地中的鱼神掌控着鱼类的繁衍与丰歉，通过祭拜金箔鱼，能祈求鱼神保佑渔捞丰收，让部落能获得充足的肉食。

（二）三星堆鱼形玉璋：权力与湿地信仰的结合

如果说鱼形金箔是“湿地鱼神”的具象化，那么三星堆出土的鱼形玉璋，则将鱼的形象与权力、祭祀功能深度绑定，成为古蜀统治者掌控湿地资源的象征。

这件鱼形玉璋的材质为透闪石软玉，色泽温润呈青白色，质地细腻，摸起来光滑如玉。玉石的产地并非成都平原，而是遥远的昆仑山或岷山深处——古蜀人需要组织专门的队伍，翻山越岭，历经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将玉石运回三星堆古城。其稀有性与珍贵性，决定了这件玉璋只能用于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且只有部落首领或最高祭司才能使用。

玉璋的器身整体呈鱼形，长约30厘米，宽约8厘米，线条流畅自然。工匠对鱼的形态刻画极为细致：鱼头部分，鱼嘴微微张开呈弧形，仿佛正在呼吸湿地水中的氧气；鱼眼凸起，采用圆雕的手法制作，直径约0.5厘米，表面打磨得光滑圆润，显得炯炯有神；鱼身两侧的鱼鳍刻画清晰，边缘打磨光滑，呈微微上翘的姿态，增强了器物的灵动性；鱼尾呈分叉状，线条优美，给人一种鱼儿在湿地浅水中摆动尾巴的动态感。

除了鱼形的器身，玉璋的两面还各线刻有一牙璋图案。牙璋的尖齿锋利，呈对称分布，共三对尖齿，每对尖齿的角度都经过精准计算，显得威严而庄重。牙璋是古蜀时期重要的礼器，通常与权力、祭祀相关，象征着统治者的权威。将牙璋图案与鱼形器身结合，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寓意：牙璋代表着古蜀统治者的权力，鱼形器身则代表着湿地的馈赠（鱼类资源），两者的结合，寓意着古蜀统治者“借助湿地生态的力量巩固权力”。

在古蜀社会，渔捞资源是重要的生存保障，统治者通过掌控渔捞资源的分配，让部落成员依赖于自己。同时，他们还通过祭拜鱼形玉璋，向民众传递“统治者能与鱼神沟通”的信号——只有统治者才能得到鱼神的庇佑，确保湿地鱼类资源丰沛，从而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权威。

尤为巧妙的是，在鱼嘴的位置，工匠还镂刻了一只小鸟。这只小鸟体长约2厘米，头部微微抬起，双翅收束，仿佛刚从林间飞到湿地岸边，正啄食鱼嘴边的水草。这只小鸟的出现，为这件鱼形玉璋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也暗示着古蜀人对“森林与湿地”两大生态系统的认知：鱼代表湿地，鸟代表森林，两者的结合，或许反映了古蜀人希望同时获得湿地（鱼类）与森林（鸟类）资源的愿望；也可能代表着两种不同图腾的融合——毕竟，湿地中的鱼类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水生食物，森林中的鸟类则补充了陆生的肉食来源，两者都是古蜀人生存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金沙商周鱼纹金带：湿地霸主的神圣象征

如果说三星堆的鱼形文物展现了古蜀人对普通鱼类的崇拜，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鱼纹金带，则将鱼的崇拜推向了更深层次——它以长江白鲟为原型，将这种“湿地霸主”尊为“湿地神灵”，用黄金与纹饰，诉说着古蜀人对湿地生态的敬畏。

这件鱼纹金带长约120厘米，宽约5厘米，整体呈长条状，表面刻有四条造型奇特的鱼。这些鱼的头部较大，嘴巴突出如剑，身体呈流线型，身上刻有细密的螺旋纹——其造型与如今已灭绝的长江白鲟高度相似。长江白鲟是长江上游的珍稀鱼类，在商周时期，它们常常出没于成都平原湿地与长江交汇处的水域，体长可达7米，力量惊人，是名副其实的“湿地霸主”。

古蜀人生活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与长江白鲟有着密切的接触。他们或许曾在岷江入长江的河口湿地处，看到过长江白鲟跃出水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