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巨大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种震撼的景象，让古蜀人将其视为“湿地神灵”的化身。因此，他们将长江白鲟的形象刻在金带上，赋予其神圣的意义。

金带上的鱼纹刻画极为精细。工匠先用錾刻的手法在金带表面制作出鱼的轮廓（深度约0.1厘米），再用细刻的方式刻画鱼身上的螺旋纹——每毫米约刻3条细线，纹路清晰规整，仿佛蕴含着湿地生态的神秘力量。鱼眼采用镂空手法制作，显得深邃而神圣，仿佛能洞察湿地水下的一切。这种精细的工艺，不仅展现了古蜀人高超的黄金加工技术，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这件“湿地鱼神象征”器物的重视。

四条鱼在金带上首尾相接，形成一个循环的图案，这种布局并非偶然。在古蜀人的观念中，循环象征着生命的轮回与湿地生态的永恒：鱼类在湿地中出生、成长、繁殖，死亡后尸体沉入水底，滋养水生植物；而水生植物又为小鱼提供食物，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古蜀人通过长期的观察，理解到这种循环关系，因此将四条鱼设计成首尾相接的形态，寓意着“湿地鱼类资源永不枯竭”，也寄托着他们对部落长久繁衍的期盼。

（四）鱼：辅助食物而非主食的生态定位

尽管鱼形文物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大量出现，且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鱼是古蜀人的主要食物来源”。考古发现的大量证据表明，稻作农业才是古蜀人最稳定、最主要的食物保障，而鱼类更多是“辅助食物”，是对农业的补充。

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考古学家出土了大量的农耕工具，如石斧、石镰、骨耜等。石斧的刃部经过精细磨制，硬度极高，能轻松砍伐森林边缘的灌木与小树，将荒地开辟为农田；石镰的形状呈弧形，刀刃锋利，适合收割成熟的水稻穗，遗址中部分石镰还残留着稻谷的碳化痕迹，直观证明了其用途；骨耜则是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成，耜头打磨光滑，后部钻孔便于安装木柄，是翻耕水田的重要工具——古蜀人用骨耜在水田里深耕，既能疏松土壤，又能将湿地中的淤泥翻到地表，为水稻生长提供养分。

更具说服力的是碳化农作物遗存的发现。在金沙遗址的祭祀区与居住区，考古学家清理出大量碳化的水稻颗粒，这些稻谷经过碳十四检测，距今约3000-3200年，与金沙文明的存续时间完全吻合。稻谷的颗粒饱满，部分还保留着稻壳的痕迹，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能培育出优质的稻种。此外，三星堆遗址也出土了粟、黍等碳化谷物，虽然数量不如水稻多，但也证明古蜀人的农业种植并非单一品种，而是形成了以水稻为主、粟黍为辅的作物体系。

除了工具与谷物，稻田遗迹的发现更是直接印证了稻作农业的核心地位。在金沙遗址周边的芒城遗址、双河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3500年的稻田遗迹，田埂、灌溉沟渠清晰可见。田埂呈长方形，将农田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地块，便于管理与灌溉；灌溉沟渠与周边的湿地水系相连，古蜀人通过沟渠将湿地中的水引入稻田，控制水位高低——水稻生长的不同阶段对水量需求不同，插秧期需要浅水，孕穗期需要深水，收割前则需排水，这套灌溉系统的出现，说明古蜀人已经充分掌握了水稻的生长规律，能通过人工干预保障农业收成。

相比之下，鱼类作为食物来源，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是季节性波动大：春季湿地解冻，水温升高，鱼儿开始活跃，渔获量相对充足；夏季雨水充沛，湿地水位上涨，鱼类活动范围扩大，捕捞难度增加；秋季鱼类肥硕，是渔获的黄金季节；但到了冬季，成都平原气温下降，部分湿地结冰，鱼类进入冬眠状态，渔获量会大幅减少，甚至难以捕获。这种季节性变化，导致鱼类无法像水稻那样，为古蜀人提供持续稳定的食物供应。

其次是储存难度高。古蜀时期没有冷藏设备，捕获的鱼类若不及时食用，很容易腐烂变质。虽然古蜀人可能掌握了腌制、熏制等食物保存方法（遗址中出土的陶罐、陶瓮，部分内壁残留着油脂与盐分，推测可能用于储存加工后的鱼类），但这些方法不仅会改变鱼类的口感，还会消耗大量的盐资源（古蜀时期盐资源稀缺，主要依赖从川东地区运输），因此无法大规模储存鱼类，只能作为“即时性食物”或“短期储备粮”。

因此，在古蜀人的食物结构中，鱼类更多扮演着“加餐”的角色：水稻收获的季节，古蜀人以米饭为主食，搭配蔬菜与少量肉类；农闲时节，他们便到湿地捕鱼，为餐桌增添一道美味，补充蛋白质；秋季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