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物形象，生动再现了古蜀人“森林捕鸟”与“湿地捕鱼”的日常，也暗示着这两种活动是他们获取肉食资源的重要方式。

位于人物右上方的神鸟，双翅收束在身体两侧，羽毛纹路以细密的短线刻画，层次分明。它的头部微微低下，似在梳理羽翼，又似在警惕地观察周围动静，姿态鲜活灵动。这只神鸟的原型，极有可能是成都平原森林中常见的鸟类——古蜀人生活的区域，周边环绕着龙泉山、龙门山的原始森林，林中楠木、柏木参天，枝叶层层叠叠，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环境。斑鸠在低矮灌木间筑巢，雉鸡在落叶堆中觅食，白鹭偶尔也会落在林间溪流旁的树枝上。这些在林间穿梭、栖息的鸟类，是古蜀人触手可及的“森林馈赠”。

但神鸟的意义远不止“猎物”这么简单。古蜀人见鸟类能自由穿梭于枝叶之间，不受地形限制，便认为它们知晓森林的所有秘密，能与森林神灵沟通，因此将其视作“森林精灵”。在他们的观念里，神鸟的出现与否，能预示森林的丰歉：若春天林间鸟鸣繁多，便意味着当年森林果实丰硕、鸟类繁衍旺盛；若鸟鸣稀少，则可能是森林神灵发怒的信号，需要举行祭祀祈求宽恕。

图案左下方的鱼儿，身体呈流线型，尾巴微微向左侧摆动，鱼鳍以简洁的弧线勾勒，仿佛正在湿地海子的浅水中灵活穿梭。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分布着大量湿地与海子（如古蜀文献中记载的“西海”，即今日成都平原西部的沼泽地带），岷江、沱江等河流纵横交错，水质清澈，水生植物茂盛，孕育了鲫鱼、鲤鱼、甚至长江白鲟等丰富的鱼类资源。对古蜀人而言，鱼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湿地精灵”的象征——它们生活在与人类不同的水域空间，却能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这种“神秘的馈赠”让古蜀人对鱼充满敬畏。

而贯穿画面的箭，是连接人与鸟、鱼的关键元素。箭身笔直，箭头呈三角形，锋利的轮廓仿佛能穿透林间的枝叶、划破水面的波纹。这并非虚构的工具，而是古蜀人真实使用的捕猎武器：箭杆用坚硬的柏木制成（柏木质地坚韧，不易折断），箭头则是用磨制的石片或兽骨片打造（石箭头锋利，骨箭头轻便），尾部还会加装鸟类羽毛以保持飞行平衡。在古蜀人眼中，箭不仅是获取食物的工具，更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互动：他们并非被动接受自然的馈赠，而是通过自身的智慧与力量，主动从森林（捕鸟）、湿地（捕鱼）获取资源；同时，箭也暗含着对自然的敬畏——箭头的锋利程度、射箭的时机，都需根据猎物的情况判断，避免滥捕滥杀。

有学者认为，这一组合图案蕴含着古蜀人“林、水、人”共生的宇宙观：人物代表人类，处于生态系统的中心，是探索自然的主体；鸟代表森林，象征着繁茂的植被与林间神灵；鱼代表湿地与水域，寓意着生命的源泉；箭则是人类与自然沟通的纽带，既体现了人类对资源的获取，也暗含着“取之有度”的生态理念。古蜀人深知，森林中的鸟类不能滥捕，否则会导致害虫泛滥、树木枯萎；湿地里的鱼儿不能滥捞，否则会让湿地失去生机。因此，他们将这种认知刻在金冠带上，让图案成为“生态平衡”的见证，也寄托着渔猎丰收、部落繁荣的美好愿望。

二、鱼形文物：湿地馈赠的金玉印记

鱼，是古蜀人最熟悉的水生生物，也是他们与湿地生态紧密相连的见证。从三星堆的鱼形金箔、鱼形玉璋，到金沙遗址的鱼纹金带，这些以金、玉为材质的鱼形器物，不仅是古蜀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更将“湿地精灵”从单纯的食物，升华为承载信仰的文化符号。每一件鱼形文物的背后，都藏着古蜀人对湿地的依赖与感恩。

（一）三星堆鱼形金箔：湿地鲫鱼的金色化身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鱼形金箔，长约15厘米，宽约2.5厘米，整体呈柳叶状，薄如纸张，却在阳光下散发着璀璨的光芒。这件金箔的造型，并非古蜀人凭空想象，而是对成都平原湿地常见鱼类——鲫鱼的精准模仿。

鲫鱼是湿地浅水中最常见的鱼类之一，体型小巧，身体呈流线型，游动时灵活敏捷。古蜀工匠在制作金箔时，精准捕捉到了鲫鱼的形态特征：金箔的头部较窄，尾部逐渐变宽，边缘打磨得圆润光滑，完美还原了鲫鱼“头尖尾宽”的体型；鱼身的弧度自然流畅，从鱼头到鱼尾过渡平缓，仿佛正处于游动状态。这种对现实生物的写实刻画，足以见得古蜀人对湿地鱼类的观察之细致——他们或许曾无数次在湿地边蹲坐，看着鲫鱼穿梭于水草间，将其形态深深烙印在脑海中。

金箔的制作工艺同样精湛。工匠先将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