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一只在树顶的树枝承载太阳运行，太阳从扶桑神树升起，又从西方的“若木”（另一棵神树）落下，神鸟则是太阳的“载体”。

将《山海经》中“扶桑神树”的记载与三星堆青铜神树进行对比，会发现二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 数量对应：三星堆青铜神树有“三层树枝、九只神鸟、树顶有日”，《山海经》中扶桑神树有“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均为“十日”与“神树”的组合；

- 功能对应：三星堆青铜神树是“连接三界、神鸟驮日”的枢纽，扶桑神树是“十日所浴、太阳升起”的场所，二者均与太阳运行、天地沟通有关；

- 形象对应：三星堆青铜神树“树干笔直、树枝分层、神鸟栖枝”，扶桑神树“居水中、大木、其叶如芥”，均为“高大树木”的形象，且都与“水”（三星堆神树底部有“树根”象征地下水，扶桑神树“居水中”）有关。

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并非偶然巧合。学者普遍认为，“扶桑神树”的传说源自三星堆的神树崇拜——古蜀人将神树与十日、神鸟的信仰融入神话，通过文化交流传入中原后，中原人结合自身对东方日出的观察（中原地区位于黄河流域，人们认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将神树的生长地点设定为“东方汤谷”，并将神鸟称为“乌”（中原对鸟类的常见称呼），最终形成了“扶桑神树”的传说。

除了《山海经》，周代的其他文献与文物也印证了“扶桑神树”与古蜀神树崇拜的关联。例如，《楚辞·离骚》中记载：“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屈原在想象中骑着马到“咸池”（太阳沐浴的地方）饮水，将缰绳系在扶桑神树上，这里的“扶桑”已成为与太阳紧密关联的文化符号，与《山海经》的记载一脉相承。在文物层面，陕西宝鸡周原遗址（西周早期都城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纹方鼎”，鼎腹四面均雕刻有神树图案——树干分层，树枝上栖息着飞鸟，树下有侍从跪拜，神树的造型虽比三星堆青铜神树简化，但“树-鸟-人”的组合模式与三星堆祭祀场景完全一致，可见古蜀神树崇拜在周代中原地区已融入青铜礼器的装饰体系，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扶桑神树”传说在中原的传播过程中，并非简单复制古蜀崇拜，而是与中原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呈现出“中原化”的特征。例如，中原人将“扶桑神树”与“祖先崇拜”结合，认为扶桑是祖先灵魂升天的“天梯”——周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部分“玉圭”，上面雕刻有“人沿神树攀登”的图案，象征墓主人的灵魂沿着神树升入天界，与祖先团聚。这种“灵魂升仙”的理念，是中原祖先崇拜与古蜀“神树连接三界”观念的结合，体现了文化融合的创造性。此外，中原人还将“扶桑神树”与天文历法结合，根据“十日”的意象制定“十日历”（一旬十天），并将神鸟“乌”与二十八星宿中的“朱雀”（南方七宿的总称）关联，使古蜀的神鸟崇拜融入中原的天文体系，成为华夏天文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至秦汉：古蜀崇拜元素的华夏化整合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距今约770-221年），随着周王朝的衰落与“礼崩乐坏”，各地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古蜀崇拜的元素进一步融入中原文化，并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元素整合，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共同符号。

在文献方面，《吕氏春秋·勿躬》记载：“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乌余作弓，夷羿作弓矢，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其中的“羲和”，在《山海经》中是“浴日于甘渊”的太阳之母，而“羲和作占日”则表明，与太阳相关的崇拜已成为中原天文历法的重要来源，这背后正是古蜀“神鸟-太阳”信仰与中原天文知识的融合。此外，《庄子·逍遥游》中记载：“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里的“鹏鸟”，体型巨大、能展翅高飞，与古蜀神鸟“驮日飞翔”的意象有相似之处，有学者认为，“鹏鸟”的原型可能受到古蜀神鸟崇拜的影响，是古蜀神鸟在中原文学中的艺术化呈现。

在文物方面，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春秋时期楚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神鸟尊”，造型虽带有楚文化的灵动风格，但神鸟的尖喙、展翅形态与三星堆青铜神鸟一脉相承，腹部的太阳纹也保留了古蜀崇拜的核心元素；山西侯马晋国遗址（春秋时期晋文化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