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玉神树”，由多节玉料拼接而成，树枝上雕刻有神鸟与果实，与三星堆青铜神树的结构一致，证明古蜀神树崇拜已传播至中原北部的晋国，成为晋文化的组成部分。

到了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正式形成，古蜀崇拜的元素也被彻底整合进华夏文明的整体框架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用“五德终始说”确立秦朝的正统性，其中“水德”的象征之一是“玄鸟”（黑色的鸟），而“玄鸟”的形象正是源自对古蜀神鸟与中原玄鸟（商族图腾）的整合。汉武帝时期，“太一神”成为最高神灵，祭祀“太一神”的场所中设有“神树”，《史记·封禅书》记载：“上（汉武帝）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这里虽然未直接提及神树，但结合汉代画像石中的“神树”图案（如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的神树，树上有神鸟、仙人），可以推测，汉代祭祀“太一神”的神树，正是对古蜀神树、中原扶桑神树的整合，成为华夏正统祭祀体系的一部分。

向南传播：古蜀崇拜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基因融合

西南地区（包括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等）是古蜀文明的近邻，自新石器时代起，古蜀与西南少数民族就存在密切的族群迁徙与文化交流。古蜀的“神树-神鸟”崇拜，通过向南的传播路径，深入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与当地的原始崇拜、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传播并非短暂的文化交流，而是长期的、深层次的融合——古蜀崇拜的核心内涵被少数民族吸收，并转化为符合自身文化特色的信仰形式，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为西南地区融入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文化基础。

战国至汉代：滇文化中的“神树祭祀”与古蜀崇拜的传承

滇文化是西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今云南中部与东部，其核心遗址是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距今约2400-2000年）。石寨山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文物，尤其是“青铜贮贝器”上的雕刻图案，清晰地展现了滇文化对古蜀“神树-神鸟”崇拜的传承与发展。

青铜贮贝器是滇人用于储存贝壳（当时的货币）的重要器物，也是滇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但石寨山遗址出土的多件青铜贮贝器，其器盖上的雕刻并非简单的装饰图案，而是生动还原了滇人“神树祭祀”的完整场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石寨山12号墓青铜贮贝器”，器盖直径约30厘米，雕刻有近30个人物、1棵神树以及多只飞鸟，构成一个复杂而有序的祭祀场面：画面中央是一棵高大的神树，树干笔直，从底部到顶部分为5层，每层都有向两侧伸展的树枝，树枝上栖息着数只飞鸟，飞鸟的造型与三星堆青铜神鸟高度相似——尖喙、展翅、长尾，部分飞鸟的腹部还隐约可见圆形纹路，疑似太阳纹；神树的底部有3位身着华丽服饰的巫师，他们头戴羽冠（羽冠的羽毛造型与神鸟翅膀一致），手持法器（法器为“树枝状”，象征神树的枝条），面向神树跪拜，似乎在主持祭祀仪式；巫师周围环绕着20多位平民，他们身着朴素的短衣，手持谷物、牲畜等祭品，排列成整齐的队列，向神树方向行进，呈现出“全民参与祭祀”的盛大场景；此外，神树的周围还雕刻有牛、马等动物，这些动物可能是祭祀用的牺牲，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如象牙、猪骨）的祭祀功能一致。

将这一“神树祭祀”场景与三星堆祭祀坑的布局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存在高度的同源性：

- 核心载体一致：均以“神树”为祭祀核心，神树是连接人与神灵的关键；

- 神鸟角色一致：神鸟均栖息于神树枝头，是神灵的象征，参与祭祀过程；

- 祭祀形式一致：均有专门的祭祀者（古蜀的巫师、滇人的巫师）与普通参与者（古蜀的贵族与平民、滇人的平民），且都使用祭品（古蜀的玉器、金器，滇人的谷物、牲畜）进行祭拜。

除了青铜贮贝器，石寨山遗址还出土了“青铜神鸟杖”与“神树纹玉饰”。青铜神鸟杖的杖首为一只展翅的神鸟，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