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将“神树-神鸟”崇拜的核心元素传入中原，与中原的太阳崇拜、神话体系、天文观念相结合，不仅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涵，也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传播过程，并非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交融”——中原文化在吸收古蜀崇拜元素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理念传入蜀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互动图景。

商代晚期：殷墟玉鸟与古蜀“神鸟-太阳”信仰的传入

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距今约3300-3046年），也是中原地区青铜文明的鼎盛代表。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与古蜀文化高度相似的文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殷墟玉鸟”，它成为古蜀“神鸟-太阳”信仰传入中原的直接证据。

1976年，殷墟妇好墓（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之墓）出土了一件“玉鸟佩饰”，这件玉鸟的造型与三星堆青铜神鸟几乎如出一辙：尖喙呈弯钩状，双眼凸起，翅膀向后展开，尾部修长且分为两叉，腹部雕刻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纹”，太阳纹的周围还装饰有放射状的短线，象征太阳的光芒。从工艺风格来看，这件玉鸟的雕刻手法细腻，线条流畅，与三星堆青铜神鸟的“写实风格”高度一致，而与同时期中原玉鸟常见的“抽象简化风格”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件玉鸟的来源，考古学家对其玉料进行了科学检测。通过“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技术，分析玉鸟的微量元素组成与同位素特征，结果发现，其玉料的化学成分与四川西部龙门山玉矿（古蜀时期重要的玉料产地）的玉料完全匹配，而与中原地区常见的南阳玉、蓝田玉等玉料存在显着差异。这一检测结果表明，这件殷墟玉鸟的玉料并非产自中原，而是从蜀地运输而来，其制作工艺也极有可能源自古蜀工匠——要么是古蜀工匠直接在中原制作，要么是古蜀制作完成后，作为“文化信物”或“贡品”传入中原。

除了玉鸟，殷墟还出土了一些与古蜀“太阳崇拜”相关的文物。例如，殷墟出土的部分青铜礼器上，雕刻有“太阳纹”与“鸟纹”组合的图案，这种图案在中原早期文化中极为罕见，而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则十分普遍。此外，殷墟甲骨文中有“鸟”“日”“凤”等字的记载，部分卜辞内容涉及“祭祀鸟神”“祈求日出”等，如“贞：又（侑）于鸟，亡（无）灾？”（占卜：祭祀鸟神，是否会没有灾祸？），“贞：日有食，告于上甲？”（占卜：发生日食，是否要向祖先上甲报告？）。虽然这些卜辞并未直接提及“神鸟驮日”，但结合殷墟玉鸟的出土，可以推测，古蜀的“神鸟-太阳”信仰已传入中原，并对商代晚期的祭祀活动与天文观念产生了影响。

那么，古蜀的“神鸟-太阳”信仰是如何传入中原的呢？从考古与文献资料来看，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贸易往来”。蜀地盛产玉石、青铜、丝绸等物资，而中原则拥有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两地通过“蜀道”（如金牛道、米仓道）形成了贸易通道。殷墟玉鸟的玉料来自蜀地，证明两地存在玉石贸易，而“神鸟”作为古蜀的文化符号，可能随着玉石等物资的运输传入中原。二是“政治联姻与外交”。据《竹书纪年》记载，商代晚期，“蜀人来朝”，即古蜀与商王朝存在外交往来；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妻子，曾多次主持祭祀与军事活动，殷墟玉鸟出土于妇好墓，可能是古蜀向商王朝进贡的礼物，或双方政治联姻的信物。无论是贸易还是外交，都为古蜀崇拜文化传入中原提供了渠道。

周代：“扶桑神树”传说与古蜀神树崇拜的中原化

进入周代（距今约3046-256年），古蜀崇拜文化在中原的传播进一步深入，其中最显着的表现是“扶桑神树”传说的流行。“扶桑神树”是中原神话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神树意象，而其起源，正是古蜀的神树崇拜——通过文化交流传入中原后，与中原的太阳崇拜、神话传说相结合，最终成为华夏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海经》是记载“扶桑神树”传说最丰富的文献，其中《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则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些记载描绘了一个清晰的场景：在东方的“汤谷”（或“温源谷”）中，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神树“扶桑”，树上栖息着十只“乌”（神鸟），其中九只在树下的树枝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