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在古蜀社会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中，青铜神树均被放置在坑的中央位置，周围环绕着青铜礼器、金器、玉器等，形成以神树为中心的“祭祀阵列”。考古学家推测，这些祭祀坑是古蜀人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场所，祭祀的核心目的是“沟通天地”——通过祭拜神树与神鸟，祈求神灵保佑农业丰收、部族繁衍，并希望通过神树这一“三界枢纽”，实现人与神灵的对话。

金沙遗址：“神树-神鸟”崇拜的传承与演变

金沙遗址位于四川成都，与三星堆遗址相距约40公里，其文化年代晚于三星堆，是古蜀文明的又一重要中心。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在延续三星堆“神树-神鸟”崇拜核心内涵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演变特征，体现了古蜀崇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金沙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是“太阳神鸟金箔”。这件金箔呈圆形，直径仅12.5厘米，厚度不足0.02厘米，却采用了复杂的“镂空”工艺，雕刻出四只首尾相接的神鸟，围绕着中央的太阳纹飞翔，形成“四鸟绕日”的图案。神鸟的造型与三星堆青铜神鸟一脉相承——尖喙、展翅、长尾，但线条更为流畅简洁，更具动感与艺术感染力；中央的太阳纹由12道顺时针旋转的光芒组成，既象征着太阳的光辉，也可能与古蜀人的天文历法（如“十二月”纪年）有关。“太阳神鸟金箔”的出土，证明古蜀人对“神鸟-太阳”的信仰并未随三星堆文明的衰落而消失，反而以更凝练、更精致的艺术形式传承下来，成为金沙时期古蜀崇拜的核心符号。

除太阳神鸟金箔外，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多件“神树纹玉璋”与“神鸟纹玉璧”。玉璋上雕刻的神树，虽然尺寸远小于三星堆青铜神树，但造型结构高度相似——树干分层，树枝上栖息着神鸟，树下有祭祀人物；玉璧上的神鸟纹，则与太阳神鸟金箔中的神鸟造型一致，进一步印证了“神树-神鸟”崇拜在金沙时期的普及性。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神树与神鸟文物，材质上更多采用玉与金，而非三星堆时期的青铜，这一变化可能与古蜀社会的资源获取、技术发展以及审美观念的转变有关，但核心的崇拜内涵并未改变。

古蜀“神树-神鸟”崇拜的核心文化内涵

综合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文物特征，结合古蜀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可以归纳出古蜀“神树-神鸟”崇拜的三大核心文化内涵：

其一，“三界宇宙观”。古蜀人通过神树的造型，构建了“天、地、人”三界的宇宙结构——神树的根部深入地下，代表“冥界”（地），是万物生长的根源；树干与树枝位于人间，代表“人界”，是人类生活的空间；树顶与神鸟、太阳相连，代表“天界”（天），是神灵居住的地方。神树则是连接三界的“枢纽”，人类可以通过祭拜神树，实现与天界神灵的沟通，祈求神灵的庇佑。这种“三界宇宙观”，是古蜀人对世界结构的基本认知，也是其祭祀活动的理论基础。

其二，“太阳崇拜与农业信仰”。四川盆地虽物产丰富，但气候湿润，云雾较多，日照相对不足，太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尤为重要。古蜀人以农业为主导产业，水稻、粟等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充足的阳光，因此对太阳产生了强烈的依赖与崇拜。而神鸟，则被视为太阳的“使者”或“载体”——神鸟驮着太阳东升西落，带来光明与温暖，保证农业的丰收。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十日”意象与金沙“四鸟绕日”的图案，本质上都是对太阳运行规律的崇拜与模拟，反映了古蜀人对农业丰收的渴望，以及对自然力量的敬畏。

其三，“祖先崇拜与族群认同”。在古蜀的神话传说中，神树与神鸟不仅是自然神灵的象征，还与祖先的起源有关。据《蜀王本纪》记载，古蜀的第一位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而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面具，双眼突出，可能就是蚕丛的形象；第二位先王“柏灌”，有学者认为“柏灌”即“伯鹳”，是一种水鸟，与神鸟崇拜存在关联；第三位先王“鱼凫”，“凫”指野鸭，同样是鸟类的一种。由此可见，古蜀的先王传说与“鸟”的意象密切相关，神鸟可能被视为古蜀族群的“图腾”，而神树则是祖先灵魂的栖息地。因此，祭拜神树与神鸟，不仅是对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对祖先的缅怀与崇拜，通过这种共同的祭祀活动，古蜀族群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与凝聚力。

向北传播：古蜀崇拜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互鉴

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发源地之一，自夏商周时期起，就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古蜀文明通过向北的传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