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不透风的网，把人裹在里面。彭端淑到肇罗道衙门时，浑身的衣衫都湿透了，贴在背上，像块沉重的铅。更让他头疼的，是案头堆着的三千多件积案——有些卷宗的纸都发黄发脆了，上面的霉斑像长了毛的心事，看得人心里发堵。

“这些案子拖了多久？”彭端淑问属下。

“有的拖了三四年，有的甚至更久……”属下低着头，声音发虚。

彭端淑没说什么，只是让人把所有卷宗搬到院里的榕树下。榕树的叶子密得像伞，能遮住大半个院子。他搬了个竹凳坐在树下，拿起最上面的一卷，慢慢翻开。阳光透过叶隙落在纸页上，像撒了把碎银，照亮了上面模糊的字迹。

“不必迎送，不必款待。”他对随从说，“我巡查的时候，就带两个人，一匹马，够了。”

第二天一早，彭端淑就骑着马出发了。他没走官道，专挑田埂小路走。看到稻农在水田里弯腰插秧，他就下马站在田埂上看一会儿，和农妇聊几句“今年的收成怎么样”；遇到船家摇着橹从河上过，他就笑着打招呼，问“河水够不够深”。有次路过江边的草屋，见个老妇坐在门槛上抹泪，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纸。

彭端淑让随从停下，走过去问：“老人家，出什么事了？”

老妇抬起头，满脸皱纹里都是泪：“大人，我儿子被冤枉了，说他偷了地主的牛，关在牢里快半年了……”

彭端淑接过那张纸，是张判决书，写得含糊其辞。他皱了皱眉：“您别急，我这就回去查。”

回到衙门时，天已经黑了。彭端淑让人把老妇儿子的卷宗找来，就着油灯看。卷宗里的证词前后矛盾，证人的签名也歪歪扭扭。他越看越气，拍了下桌子：“这哪是断案，是草菅人命！”

烛火在窗纸上跳了半宿，彭端淑一遍遍地核对证词，又让人找来当时的邻居问话。天快亮时，他拿起朱笔，在卷宗上写下“冤情昭雪”四个字，笔尖划破了纸页，也像划破了老妇心上的乌云。

老妇的儿子出狱那天，母子俩跪在衙门前磕头，磕得额头都红了。彭端淑赶紧把他们扶起来：“这是我该做的。你们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就这样，彭端淑每天坐在榕树下审案，遇到有疑问的，就骑马去实地查访。他的官服被汗水浸得发白，又被山风吹得发干，上面沾着泥土和草屑，却比任何华丽的官袍都让人敬重。不到一个月，三千多件积案竟然全清完了。百姓们都说，新来的彭大人有双“火眼金睛”，能看透卷宗里的猫腻。

彭端淑听了，只是笑笑。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写：“哪有什么火眼金睛，不过是把百姓的事当自家事罢了。当年在紫云寺读书，一个字都要琢磨半天，如今断案，一个字更不能含糊——因为每个字背后，都是人家的日子。”

除了断案，彭端淑最上心的就是办学。他发现广东的学风有些浮躁，年轻人总想着走捷径，不肯下苦功夫。于是他亲自督办，在省城修了座书院，取名“端溪书院”。书院的门楣上，他题了“务实”二字，笔锋和当年外祖父写“崇实黜浮”时一样沉。

他去乡下拜访隐居的老儒，亲自执弟子礼，请他们来书院授课。有位姓吴的老夫子说自己年事已高，走不动路。彭端淑就让人抬着轿子去接，一路上亲自扶着轿子杆，生怕颠簸着老先生。吴老夫子感动得说：“彭大人如此重教，我就是拼了老命，也要去！”

书院开课那天，彭端淑站在讲堂前，看着底下黑压压的学生，忽然想起紫云寺的少年们。他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明白道理。就像种地，你得下力气除草、施肥，才能有收成。光站在田埂上喊‘我要丰收’，没用。”

有个学生写了篇游记，满纸都是“奇峰怪石、云雾缭绕”，辞藻华丽得像绣品。彭端淑在旁边批了一行字：“不如写石缝里的草，石再硬，它也能钻出来——那才是真精神。”

学生不服气，来找他理论：“大人，难道文章不该写得漂亮些吗？”

彭端淑指着窗外的荔枝树说：“你看这荔枝，花开得不起眼，果子却甜。若花占了太多养分，果子就长不好了。文章也一样，辞藻是花，道理是果，不能本末倒置。”

学生愣了愣，低头谢了罪。后来这学生成了广东有名的学者，总说：“是彭大人让我明白，做学问要像荔枝结果，把力气用在实在处。”

在广东的几年，彭端淑走遍了肇罗道的山山水水。他的马靴磨破了好几双，衣袍上沾过稻田的泥水，也沾过书院的墨香。离任那天，百姓们自发地站在路边，手里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