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荔枝、龙眼，要往他的马车上塞。彭端淑一一谢了，只接过一个老婆婆递来的竹筒，里面装着新米。

“大人，这是自家种的米，您带着路上吃。”老婆婆说。

彭端淑捧着竹筒，感觉沉甸甸的。他知道，这里面装的不只是米，还有百姓的心意——那是比任何官帽都珍贵的东西。

四、锦江的水波与书院的晨读

乾隆二十六年的船，走得慢。彭端淑站在船头，看着两岸的青山一点点往后退，像退去的岁月。江风带着水汽扑在脸上，洗去了岭南的暑气，也洗去了官袍上的尘霜。他手里捏着个旧布包，里面裹着广东百姓送的那筒新米，还有端溪书院学生们凑钱买的一方砚台——砚背刻着“师恩如江”，字虽稚拙，却重得像块石头。

船到成都府码头时，锦江的水绿得发稠，岸边的垂柳把影子浸在水里，晃出细碎的波纹。学政陈筌早在码头等着，见了彭端淑就作揖：“乐斋兄，可把你盼来了！”陈筌是彭端淑的旧识，知道他辞官的消息，第一时间就递了信：“锦江书院缺个掌院，这位置，非你莫属。”

锦江书院就在锦江边，红墙黑瓦，飞檐翘角，像一只静卧的仙鹤。彭端淑走进书院时，正赶上学生们晨读，“之乎者也”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混着江水的潮气，让他忽然想起紫云寺的青灯——原来无论在哪儿，读书声都是一样的，像春苗拔节，带着生生不息的劲。

他在书院的门楣上题了“实学”二字。提笔时，手腕微微发颤，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心里的郑重。墨汁落在木头上，慢慢晕开，像把几十年的光阴都融了进去。他对陈筌说：“我这辈子，就信‘实’字。学问要实，做人要实，将来出去做事，更要实。”

上任第一天，彭端淑没讲大道理，只带学生们去了锦江岸边。正是插秧的时节，农夫们挽着裤脚在水田里弯腰，泥水溅了满身，却没人叫苦。他指着田里的稻苗说：“你们看这苗，根扎得深，才能长得稳。做学问就像插秧，看着简单，实则每一步都要踩实了。”

有个叫张问陶的少年，性子桀骜，总觉得课本里的东西太陈旧。他在文章里写“蜀地文脉断矣”，笔锋锐利得像把刀。彭端淑看了，没骂他，反而在旁边批：“有锐气是好，但文脉不是断了，是藏起来了，得靠你们一点点找回来。”

第二天，彭端淑把张问陶叫到书房，给他看自己少年时在紫云寺的手稿。那些纸页泛黄发脆，上面有父亲的朱批，有外祖父的圈点，还有董新策改的字句。“你看，文脉这东西，就像锦江的水，看着时涨时落，其实从没断过。”他指着其中一句“为学当如蜀中山，不事雕琢自峥嵘”，“你有才华，别让傲气遮了眼。”

张问陶捧着手稿，手指抚过那些斑驳的墨迹，忽然红了眼眶。后来他成了清代蜀中诗坛的大家，总说：“彭先生没教我怎么写诗，只教我怎么把心放进字里去。”

彭端淑讲课时，不爱用讲稿。他就坐在案前，像拉家常一样，把自己在京城、在岭南的见闻说给学生听。说吏部的卷宗如何堆成山，说广东的老妇如何为儿子喊冤，说自己断错案子时如何懊悔。学生们听得入迷，总觉得先生说的不是官场，是人生。

有学生问“为学之道最难的是什么”，彭端淑就讲了两个和尚去南海的故事。“一个贫僧，揣着一瓶一钵就上路了，一路上化缘赶路，一年就回来了；一个富僧，总说‘等我攒够了钱，买艘大船再去’，结果等了一辈子，还在原地。”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满堂学生，“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这话像一粒石子，投进学生们的心湖，漾起圈圈涟漪。后来有人把这个故事记下来，就是流传至今的《为学一首示子侄》。多年后，有学生在外地做官，遇到难办的事，总会想起这个故事，想起彭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书院的藏书楼是彭端淑最常去的地方。里面的书大多是旧本，有些还是明代的刻本，纸页薄得像蝉翼。他常带着学生们整理藏书，修补虫蛀的纸页，给散佚的卷册编目。有次发现一本《蜀语》，里面记着四川各地的方言俗语，却缺了后半部。彭端淑就让学生们分头去乡下采风，把老人们说的谚语、歌谣都记下来，一点点补全。

“学问不只是在书里，还在田埂上，在屋檐下。”他对学生们说，“你们是蜀地的子弟，要懂这里的山，懂这里的水，懂这里的人，写出的文章才有根。”

在锦江书院的日子，像锦江的水一样平静，却也像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滋养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