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这儿买油条。”

进驻上海的第一个月，军管会就办了三件大事：查封证券大楼打击银元投机，让疯涨的物价稳了下来；接管电厂、水厂保障供应，让停摆的工厂重新冒烟；抓捕潜伏的特务，让夜里不再有枪声。有天陈毅去杨树浦纱厂视察，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抢修机器，便挽起袖子加入进去。厂长想给他搬把椅子，他摆摆手：“我当工人的时候，比这累的活都干过。”当听说有资本家卷着资金跑了，他当即拍板：“政府给贷款，咱们自己开工！”

那年夏天，上海遭遇台风，黄浦江水位暴涨。陈毅带着干部们在堤坝上扛沙袋，浑身湿透了也顾不上换。有个老船工拉着他的手说：“陈市长，您是大官，怎么还干这个？”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在上海，我就是个大管家，家里漏雨了，能不着急吗？”台风过后，他又让人给受灾的百姓送粮送药，亲自挨家挨户查看情况。

建设新中国的“大管家”

1950年初，陈毅在上海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台下坐着荣毅仁等知名企业家，不少人心里打鼓：共产党会不会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共产”？陈毅开门见山：“新中国要发展，离不开民族资本。你们放心办厂，政府给你们撑腰。”他当场宣布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还让人给困难企业发放贷款。散会后，荣毅仁握着他的手说：“陈市长，您这几句话，比金子还值钱。”

为了恢复生产，陈毅天天泡在工厂里。江南造船厂缺钢材，他就亲自去找苏联专家协调；上海机床厂缺技术工人，他就从部队里抽调有经验的老兵转业进厂。有次他在车间里看到个年轻人在钻研图纸，一问才知道是留美归来的工程师，因为怕被当成“反动派”不敢露面。陈毅拍着他的肩膀说：“新中国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放开手脚干，出了问题我担着！”

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上海成了支援前线的大后方，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弹药，妇女们连夜做棉衣，孩子们把零花钱捐出来买飞机。陈毅每天都去军工企业督战，有次在炮弹厂看到工人们吃着冷饭干活，当即让食堂给大家做红烧肉。他对工人们说：“前线的战士在流血，咱们多造一发炮弹，他们就多一分安全。”

除了抓生产，陈毅还特别重视教育和文化。他把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等教会学校改造成公立大学，让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他支持梅兰芳重组京剧团，还亲自去看排练，说：“旧戏要改，但好东西不能丢。”有次他去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听到学生们在唱《黄河大合唱》，忍不住跟着哼起来，还跟指挥说：“要让年轻人知道，这歌声里有咱们中国人的骨气。”

1954年，陈毅奉调进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离开上海那天，老百姓自发地站在路边送行，有人举着“陈市长再见”的牌子，有人往他的车里塞鸡蛋和手帕。陈毅摇下车窗，对着人群拱手：“上海的父老乡亲，我陈毅没给你们丢脸。以后不管到了哪里，我都惦记着咱们上海！”车子开了很远，他还在回头望着这座他用心血守护过的城市。

外交舞台上的“诗人将军”

1958年，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第一次主持外交部会议时，他指着墙上的世界地图说：“咱们中国是大国，但不能当霸主。外交就是交朋友，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讲信用、有骨气。”他的外交风格像他的诗一样，既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刚硬，也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温情。

1960年，陈毅率团访问缅甸。在欢迎宴会上，缅甸总理奈温提议喝交杯酒，他二话不说就端起酒杯，笑着说：“中缅两国是邻居，就像这杯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访问期间，他特意去看望山区的佤族群众，盘腿坐在竹楼里喝竹筒酒，跟老乡们一起唱山歌。离开时，佤族头人送他一把长刀，他回赠了一支半自动步枪：“这刀能防身，这枪能打豺狼，咱们一起守着好日子。”

1964年，中法建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法国方面担心中国会干涉其内政，陈毅在谈判桌上拍了胸脯：“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就像我们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一样。中法建交，是朋友之间的事，不是上下级的事。”当协议签订的消息传来，他兴奋地对工作人员说：“这是咱们打破美国封锁的一大步，今晚加个菜，喝杯茅台！”

在日内瓦会议上，有西方国家代表嘲讽中国“贫穷落后”，陈毅当场回击：“中国是穷，但穷得有骨气！我们不靠侵略别人发财，不像某些国家，手里拿着枪，嘴里喊着和平。”他的话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都竖起了耳朵。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