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里。可他站在月光下，心里却甜滋滋的，觉得那罚站也值了。

二、从笔杆子到五线谱

1914年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像春风似的吹遍了大街小巷。王光祈成了《京华日报》的编辑，住在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胡同里有棵老槐树，夏天时浓荫蔽日，他的房间就在槐树下，窗户对着一片青瓦屋顶。

白天，他坐在八仙桌前写时评，笔尖蘸着墨，也蘸着怒火，抨击军阀混战，呼吁救救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被他写得力透纸背。晚上，等同事都走了，他便从抽屉里翻出德文版的乐理书，就着昏黄的油灯啃。那些小蝌蚪似的音符像活的一样，在他眼前跳来跳去，他一边查字典，一边把西方音乐理论翻译成中文，稿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胡同里的邻居常听见他屋里传出奇怪的声音——有时是川剧《秋江》里的帮腔，\"啊——打渔的哥哥你慢些走\"，拖着长长的尾音；有时又是叮叮咚咚的钢琴练习曲，指法生涩却执着。有个卖豆腐脑的老汉路过，总笑着对人说：\"王编辑屋里在开'中西音乐会'呢。\"

那时的中国，音乐教育还在蒙昧中。守旧的文人把西洋音乐当\"蛮夷之音\"，说那是\"亡国之乐\"；而一些留洋回来的新派人物，又把传统戏曲贬为\"下里巴人\"，说\"要学贝多芬，就得丢开胡琴\"。王光祈在《京华日报》上写文章反驳：\"音乐如语言，无高低之分，只看是否能动人。四川的《薅秧歌》能让农人忘了疲惫，德国的《欢乐颂》能让工人挺直腰杆，它们都是好音乐。\"

他开始系统研究中国音乐史，从《诗经》里的\"风、雅、颂\"，到唐诗里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试图找到民族音乐的根。有次在琉璃厂的旧书摊，他淘到一本清代乾隆年间的《律吕正义》，里面记载着古代的乐律理论，他如获至宝，抱着书在摊前就翻了起来，直到摊主催他付钱，才发现自己忘了时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光祈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混乱中，他的眼镜被打落在地，镜片碎了一片，可他依旧扯着嗓子喊。那天晚上，他在灯下写时评，手指因为激动而颤抖，写着写着突然停笔——他意识到，光靠笔杆子唤醒民众还不够，音乐或许能成为更有力的武器，\"它能钻进人的心里，让麻木的人清醒，让怯懦的人勇敢\"。

1920年深秋，王光祈登上了开往德国的邮轮。站在甲板上，看祖国的海岸线渐渐消失在雾中，他把那把旧月琴紧紧抱在怀里。海风掀起他的衣角，也掀起他心里的波澜，他在日记里写：\"此去西洋，非为享乐，是为寻一条让中国音乐站起来的路。\"

在柏林的日子，清苦却充实。他在柏林大学旁听音乐课程，德语不好，就把老师说的每句话都记下来，晚上回阁楼查字典，常常忙到天亮。阁楼在老城区的顶楼，冬天没有暖气，冻得人手指发僵，他便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照样在灯下写乐谱。饿了就啃干面包，渴了就喝自来水，可只要一拿起小提琴，拉一段《茉莉花》，所有的苦都忘了。

柏林的图书馆是他最常去的地方，那里有完整的世界音乐图谱。他第一次知道，中国的五声音阶与古希腊的调式竟有相通之处，四川的\"打溜子\"节奏与非洲鼓点有着奇妙的共鸣。有次看到一本介绍印度音乐的书，发现里面的\"拉格\"与川剧的\"高腔\"在情感表达上惊人地相似，他激动得拍了下桌子，引来管理员的白眼。

他像个贪婪的孩子，啃下德文版的《音乐史》，又把《礼记·乐记》翻译成德文，在东西方音乐的河流里架起桥梁。有回德国同学问他：\"你们中国有交响乐吗？\"他挺直腰板说：\"我们的《十面埋伏》，比任何交响乐都惊心动魄。\"说着就拿起小提琴，把琵琶曲《十面埋伏》改编成小提琴独奏，弓法激烈，仿佛真有千军万马在厮杀，听得德国同学目瞪口呆。

冬天的柏林很冷，阁楼里的水管都冻裂过。王光祈冻得手发僵时，就唱一段温江的\"薅秧歌\"：\"太阳出来暖洋洋，薅起秧苗心花放。\"歌声撞在墙上，仿佛能穿透时空，回到杨柳河边的少年时光，回到那个听父亲拉二胡的午后。他在给国内朋友的信里写：\"越在异乡，越懂川音的好。那不是土调，是刻在骨子里的山河气，是祖祖辈辈没说出口的心里话。\"

三、乐谱上的家国

1927年的柏林，秋意正浓。王光祈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在当地出版，墨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