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传下来的，桌面被铜钱和银锭磨出了一层包浆，油亮油亮的。柜台上摆着个青花瓷瓶，瓶里插着干花，是去年秋天采的野菊，虽然干了，却仍保持着盛开的姿态。瓶边是个黄铜算盘，珠子被拨得发亮，杨师傅算账时，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比现在的计算器还快。

官路上的客人，来得杂。清晨有骑马的信使，穿着驿站的号服，腰间挂着公文袋，缰绳一勒，马在店门口打个响鼻，人跳下来就喊：“杨掌柜，来两斤酱牛肉，一囊烧酒，要快！”杨师傅应声，从柜台后的架子上取下用油纸包好的牛肉，又从酒缸里舀出烧酒，灌进羊皮囊里，“客官慢走，路上当心”。信使接过东西，往马背上一搭，翻身跃上马鞍，马蹄声“哒哒哒”地远去，扬起一阵尘土。

中午多是押镖的镖师，一行十几人，推着镖车，车轱辘在石板路上“吱呀”响。镖师们进店后，先把镖车停在门口，镖旗插在车辕上，“振远镖局”四个大字迎风招展。为首的镖头会拍着杨师傅的肩膀说：“老杨，来十碗牛肉面，多加辣子！”他们吃饭时也不松懈，两人一组，轮流盯着镖车，刀不离身，嘴里却说着笑话，“上次过铜锣峡，遇见个劫道的，看我们人多，吓得掉了刀就跑”。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在地上织出格子，店里静悄悄的，只有墙角的座钟“滴答滴答”地走。杨师傅坐在柜台后，翻看着一本泛黄的登记簿，上面记着来往客人的姓名和去向：“光绪二十三年，李某，从成都往重庆，带药材三箱”“民国五年，张某，从重庆往成都，携家眷五人”……字迹换了好几种，是杨家几代人接力记下来的，纸页上还留着当年的茶渍和墨痕，像在诉说着官路上的往事。

最热闹的是赶场天，附近村子的人都要走官道去镇上，路过店子时，总会进来歇脚。农妇们挎着竹篮，里面装着鸡蛋和蔬菜，坐在长凳上，一边纳鞋底，一边说家常；老汉们蹲在门口，抽着旱烟，谈论着收成和天气。有个卖糖人的张师傅，每次路过都要给杨师傅留个糖老虎，“杨掌柜，给孩子玩”，杨师傅就回赠他一碗热茶，“张师傅，歇歇脚再走”。

遇到雨天，官道泥泞难行，路碑店就成了临时驿站。信使把公文袋往梁上一挂，就着炭火烘湿透的衣袍；独轮车陷在泥里的商贩，会来借锄头和草绳，杨师傅从不收钱，只说“出门在外，帮衬是本分”。有回一个进京赶考的秀才，淋了雨发起高烧，杨师傅把他扶到里屋，用姜汤给他退烧，又请了郎中来看，秀才病好后，写下一副对联送他：“古道热肠迎远客，青灯暖酒待归人”，现在这对联还贴在堂屋的墙上，纸已经发黄，字却仍苍劲有力。

夜里关门前，杨师傅会提着马灯往官道上走半里地。马灯是玻璃罩的，防风，灯光在黑暗中像颗孤星。他走得慢，脚踩在泥泞的路上，“噗嗤噗嗤”响，一边走一边看，看看有没有晚归的赶路人，有没有陷在泥里的车。有回他发现一辆独轮车陷在沟里，车夫正急得团团转，杨师傅赶紧回去叫人，几个人合力把车推上来，又把车夫让进店里，煮了碗热面给他吃。车夫感动得热泪盈眶，非要给钱，杨师傅摆摆手：“谁出门没个难处，不用谢。”

店里的后院有个马厩，能拴五匹马，马厩里铺着干草，每天都要换一次，保证马儿睡得舒服。杨师傅还会给马儿喂上好的黑豆，“马儿是官路上的功臣，得好好待它们”。有匹白马，是镖局的头马，每次来都要在马厩里多待一会儿，杨师傅说它通人性，知道这里安全。

冬天的雪下得大，官道被雪覆盖，像条白色的带子。杨师傅会早早起来，扫出一条从店门到官道的小路，路上撒上草木灰，防滑。有个老镖师，在雪天里走了一天，冻得手脚发麻，进了店就瘫在椅子上，杨师傅给他端来一盆炭火，又煮了碗羊肉汤，老镖师喝着汤，眼泪就下来了：“杨掌柜，还是你这儿暖和。”

如今的官道早已不是主要的交通要道，走的人少了，但路碑店还开着。杨师傅说：“路在，店子就在，说不定哪天，又有人要走这条道呢。”他依然每天打扫马厩，依然每天煮着热茶，依然在关门前提着马灯往官道上走——官道虽宽，黑夜里的风雨，比山路更能熬垮人的筋骨，他要给那些晚归的人，留一盏灯，留一份暖。

田埂头的“望田屋”：茅草下的稻浪与蝉鸣

广汉平原的万亩稻田中间，有座茅草顶的幺店子，像个被晒蔫的绿色蘑菇，蹲在纵横交错的田埂边。当地人叫它“望田屋”，因为坐在店里，能望见四面八方的稻田——东边的早稻刚抽穗，绿得发脆；西边的中稻正灌浆，沉甸甸地往下坠；南边的晚稻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