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深远的决定：从盐亭张家坝向西迁徙，进入成都平原北部的广汉地区，建立了新的都城——三星堆。这不是“放弃故乡”，而是“战略扩张”，背后是对资源和发展空间的追求。

（一）迁徙的原因：从“蚕桑之乡”到“青铜之都”的必然选择

盐亭地处涪江流域，适合种桑养蚕，但缺乏青铜铸造所需的铜、锡、铅等矿产资源。而广汉位于成都平原，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更重要的是靠近川西高原的矿产产地——要想让文明升级，从“蚕桑文明”走向“青铜文明”，迁徙到资源更丰富的成都平原是必然选择。

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张家坝遗址只出土了铜渣（青铜萌芽），而三星堆遗址则出土了青铜神树、大立人像等重量级器物，技术上实现了“从0到100”的飞跃。这背后，正是大西陵国将蚕桑产业积累的财富（丝绸可能是当时的“硬通货”），转化为青铜铸造的资本，最终打造出了震撼世界的青铜文明。

（二）三星堆：大西陵国的“都城与祭祀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规模和文物，完全符合“大西陵国都城”的定位：

- 都城规模：三星堆有巨大的夯土城墙，面积达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故宫，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城邦；

- 祭祀体系：1、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黄金权杖，不是普通的“艺术品”，而是大西陵国的“国之重器”。青铜神树是“天地沟通”的天梯，纵目面具是蚕丛（祖先神）的神化形象，黄金权杖是王权与神权合一的象征——这些都延续了张家坝的信仰体系（玉璧祭祀、祖先崇拜），只是规模更大、工艺更精湛；

- 蚕桑文明的延续：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器、象牙上，附着着大量丝绸残留物，证明即使进入青铜时代，大西陵国的核心产业（蚕桑纺织）依然没有放弃。丝绸不仅是贵族服饰，更可能是祭祀时的“神圣祭品”，是连接人与自然、祖先的媒介。

此时的大西陵国，已经成为一个“跨区域的文明共同体”：核心都城在三星堆，故乡张家坝成为“蚕桑生产基地”（卫星聚落），通过涪江和成都平原的交通网络，实现了“资源互补、文化统一”。这个阶段的大西陵国，疆域覆盖了成都平原和涪江流域，是古蜀文明的第一个巅峰。

（三）嫘祖与蚕丛：从“始祖”到“神”的升华

在三星堆时期，嫘祖和蚕丛的形象彻底“神化”：

- 嫘祖从“蚕桑技术推广者”，升格为“蚕神”，被供奉在祭祀体系中，丝绸成为祭祀她的“神圣之物”；

- 蚕丛从“开国君主”，升格为“祖先神”，青铜纵目面具就是他的神化形象——突出的眼睛象征“洞察天地”，代表他作为祖先神，依然在守护着大西陵国的子民。

这种“神化”不是偶然，而是大西陵国巩固统治的需要：通过将始祖升格为神，强化族群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让不同区域的先民都相信，他们是同一个祖先（嫘祖、蚕丛）的后代，应该服从同一个政权（大西陵国）。

四、延续：金沙遗址，大西陵国的“黄金时代”（约公元前1000—前800年）

约公元前1000年（西周早期），三星堆都城突然衰落，祭祀坑被人为掩埋，大量国宝级文物被封存。但这不是大西陵国的“灭亡”，而是“文明中心的南移”——古蜀先民带着核心的文化与技术，迁徙到了成都平原南部的金沙地区，建立了新的都城，开启了大西陵国的“黄金时代”。

（一）迁徙的谜团：为什么放弃三星堆？

关于三星堆衰落的原因，学界有很多推测：可能是洪水泛滥，可能是内部权力更替，也可能是资源枯竭。但无论原因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大西陵国的“文明核心”没有消失，因为金沙遗址的文化面貌，和三星堆几乎一脉相承。

（二）金沙：大西陵国的“文化延续与创新”

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处处都能看到大西陵国的“基因”：

- 信仰不变：金沙的金箔太阳神鸟、玉琮、玉璋，和三星堆的青铜神树、玉璧属于同一套信仰体系。太阳神鸟象征“天地轮回”，玉璋用于祭祀祖先，这些都是从张家坝、三星堆延续下来的核心信仰；

- 技术传承：金沙遗址同样出土了大量陶纺轮和丝绸残留物，证明蚕桑产业依然是核心产业。同时，黄金加工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金箔太阳神鸟的厚度仅厘米，展现了大西陵国工匠的高超技艺；

- 符号延续：金沙的玉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