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北洋水师的孤儿们沿街乞讨，他们的父亲为国捐躯，而我们却在为一个状元浪费钱财，臣于心不忍。这些银子，或许能让孩子们多买几本书，多吃几顿饱饭，将来也好让他们知道，父亲的血没有白流。”

光绪帝深受感动，眼眶湿润地说：“骆爱卿，你不仅有才，更有风骨！朕准了！”他还特意下旨，表彰骆成骧的义举，并从内库中拨出一笔银子，与骆成骧的捐款一起，设立了“北洋水师遗孤学堂”。

此事很快传遍了京城，朝野上下一片赞叹。有人说：“骆状元这一举动，比游街更能彰显状元的价值。”还有人写诗赞道：“不恋红袍不夸官，愿将荣耀济孤寒。资州自有真君子，胜过当年万户侯。”就连一些原本对科举制度不屑一顾的维新派人士，也对骆成骧刮目相看，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写道：“骆君此举，可见科举之中，亦有忧国忧民之士。”

骆成骧却平静地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国家都快没了，个人的荣耀又算得了什么？”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关注时局上，与维新派人士接触，探讨变法图强的道路。他甚至写下《变法刍议》，提出“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开民智”的具体建议，可惜这些建议因保守派的阻挠而未能实施。

2.3 荣归故里，初心不改

当年秋天，骆成骧以“状元”身份荣归资州。消息传来，资州百姓自发地在城外十里铺搭建了彩棚，准备了迎接的队伍。当骆成骧穿着一身朴素的蓝布长衫，骑着一头老黄牛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大家都愣住了——他们想象中的状元，应该是前呼后拥、锦衣玉食，可眼前的骆成骧，除了眉宇间多了几分沉稳，与当年那个在泥地上练字的少年几乎没什么两样。

“骆状元，您咋不坐轿子、穿官服呢？”有人不解地问。

骆成骧笑着跳下牛背，拱手道：“父老乡亲们，我还是那个骆成骧，穿不惯官服，坐不惯轿子。这状元的名头，是国家给的，更是资州百姓给的，我不能忘了本。”

在资州的日子里，骆成骧没有接受官府的宴请，而是走访了当年帮助过他的乡邻、教过他的先生。他给私塾先生宋育仁磕了三个响头，感谢他的栽培；他给借过书给他的同学送去了新墨；他还给村里的孩子们讲京城的见闻，鼓励他们好好读书。

有一天，他来到沱江边，看着依旧时常泛滥的江水，对随行的官员说：“我在殿试时提到兴修水利，如今回到家乡，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把资州的河堤修好。”他带头捐出了自己中状元后收到的部分贺礼，又说服当地士绅捐款，很快凑齐了修堤的银两。不到半年，一条坚固的石堤便沿着沱江建成了，百姓们为了纪念他，把这条堤命名为“状元堤”。

站在新建成的河堤上，骆成骧望着奔腾的沱江，对身边的人说：“这河堤就像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牢固了，才能抵御风浪。而教育，就是加固根基的泥土，缺一不可。”此时的他，已经下定决心：放弃在京城的高官厚禄，回到四川，投身教育事业。

三、杏坛耕耘：教育报国的毕生坚守

回到四川后，骆成骧婉拒了朝廷授予的“翰林院修撰”之职，选择在成都、资州等地办学。他说：“官场黑暗，我无力改变，但教育可以培养新人，新人可以改变国家。这就像种地，今年收成不好，只要好好育种、施肥，明年总会有希望。”

3.1 创办新学，破旧立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骆成骧用自己的俸禄和募集的资金，在资州创办了“资中中学堂”——这是四川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学堂的校址选在一座废弃的文昌宫里，他亲自带领工匠修缮房屋，把神像搬走，改成教室；把香炉清理干净，做成花盆；把布满灰尘的供桌，改成了学生的课桌。

开学那天，骆成骧站在学堂门口，看着前来报到的学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在开学典礼上说：“从今天起，这里不再是求神拜佛的地方，而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我要教你们的，不是如何应付科举，而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报国。”

与传统私塾不同，资中中学堂的课程设置充满了“新学”气息：除了保留《论语》《孟子》等经典课程，还增设了算术、博物（生物）、物理、化学、外语（英语、日语）、体操等课程。骆成骧特意从成都、重庆请来懂“新学”的教师，甚至说服了一位在四川传教的英国牧师来校教授外语和自然科学。

他还亲自编写教材，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比如在教算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