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位于首领下方，鱼纹（丰收与资源）位于首领上方，暗示“首领在太阳的庇佑下，掌控部落的资源与生存权”——首领的权力不是来自“武力”，而是来自“太阳的赋予”，因此具有“神性”，不可挑战。此外，金杖的材质选择也极具深意：黄金在古蜀文明中是“太阳的象征”（太阳神鸟金箔、金面具等均为黄金制作），用黄金制作权杖，本质上是“将太阳的神性注入权力载体”，让“金杖=太阳权力的延伸”，首领手持金杖，就是“手持太阳的权力”，统治的合法性不言而喻。

在西方文明中，“统治者与太阳绑定”的案例更为丰富，且随着文明发展不断升级。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国王被称为“阿波罗之子”（阿波罗是太阳神），每次出征前，国王都会前往阿波罗神庙，由祭司“传递太阳的旨意”——祭司会将一块烧红的金属（象征太阳的火焰）放在国王的盾牌上，宣称“阿波罗已将胜利的光芒赐予你”，让国王的军事行动获得“太阳的背书”。这种“祭司传递太阳旨意”的仪式，与金沙先民“首领主持太阳祭祀”的逻辑完全一致：古蜀首领通过亲自祭祀太阳神鸟金箔，扮演“太阳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宣称“自己能听到太阳的声音，因此能带领部落走向丰收”；而斯巴达国王则通过祭司的“旨意传递”，将自己的军事决策“归因于太阳的意志”，让士兵相信“跟随国王作战，就是跟随太阳作战，必然胜利”。

到了古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者与太阳的绑定”进一步升级为“皇帝即太阳”的认知。罗马皇帝尼禄曾下令建造“太阳神庙”，庙中放置自己的雕像，雕像手持太阳圆盘，被命名为“无敌太阳”（Sol Invictus），宣称“自己就是太阳在人间的化身，统治如同太阳一般，照耀万物，无人能敌”；后来的皇帝奥勒留更是将“太阳崇拜”定为国家宗教，规定帝国的国徽必须包含“太阳图案”，硬币上刻有“皇帝与太阳同辉”的铭文——通过将皇帝的形象与太阳符号深度融合，让“皇帝的权力”与“太阳的神性”完全等同，民众对太阳的敬畏直接转化为对皇帝的忠诚。这种“权力与太阳的绝对绑定”，与古蜀文明中“金杖=太阳权力延伸”的逻辑一脉相承，只是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符号与仪式更加系统化。

（二）“统治秩序符号化”：用太阳崇拜构建社会等级

除了让“权力获得神性”，东西方统治者还通过“太阳崇拜的符号与仪式”，构建社会等级秩序——明确“谁能接近太阳（祭祀权）、谁只能服从太阳（被统治）”，从而让社会等级“神圣化”，避免民众质疑。

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布局，清晰地体现了“太阳崇拜与社会等级”的关联。祭祀区分为“核心区”与“外围区”：核心区出土了太阳神鸟金箔、金杖、玉琮等最高等级的礼器，且只有少量人类活动痕迹（推测是部落首领与祭司的活动区域）；外围区则出土了大量象牙、鹿角等普通祭品，并有较多平民墓葬，推测是“普通民众参与祭祀的区域”。这种“空间划分”本质上是“社会等级的划分”：只有首领与祭司能“近距离接触太阳的象征（核心礼器）”，拥有“与太阳沟通的权力”；而普通民众只能在“外围”参与祭祀，通过首领与祭司“间接感受太阳的庇佑”。这种“祭祀权的等级化”，直接转化为“社会权力的等级化”——首领因“能与太阳沟通”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祭司因“协助首领祭祀”而成为统治阶层，平民因“只能间接参与”而成为被统治阶层，整个社会等级秩序通过“太阳崇拜的祭祀空间”固定下来。

西方文明中，“太阳崇拜构建社会等级”的典型案例是古希腊的“祭司制度”与古罗马的“宗教等级”。古希腊的阿波罗神庙设有“最高祭司”“普通祭司”“侍从”三个等级：最高祭司由贵族担任，负责主持每年的“太阳大典”，拥有“解读太阳旨意”的权力（如通过祭祀时的火焰形状预测吉凶）；普通祭司由自由民担任，协助处理日常祭祀事务；侍从则由奴隶担任，负责准备祭品、打扫神庙。这种“祭司等级”与“社会等级”完全对应：贵族通过“最高祭司”的身份，掌控“与太阳沟通的最高权力”，进而掌控城邦的政治决策；自由民通过“普通祭司”的身份，获得“参与统治的中间权力”；奴隶则因“只能从事最低级的祭祀服务”，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这种“以太阳祭祀权划分社会等级”的方式，与金沙遗址“以祭祀空间划分社会等级”的逻辑完全一致：都是将“与太阳的距离”作为“权力大小”的衡量标准，让社会等级获得“太阳崇拜”的神圣背书。

更具代表性的是，东西方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