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有关：这位英雄在一次捕鱼时，遇到了暴风雨，船只被打翻，他在海里漂流时，看到一条巨大的三文鱼，三文鱼的凸眼指引他找到了陆地；后来，他又在森林里迷路，一只青蛙的凸眼让他发现了部落的方向。为了感谢鱼蛙的帮助，他让工匠制作了带有凸眼的面具，这便是斯瓦赫韦面具的由来。这个传说，清晰地将纵目与“鱼蛙救助”的故事绑定，原型单一且明确。

古蜀人的纵目原型，则要复杂得多。首先，它与“祖先记忆”融合——《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蚕丛“其目纵”，古蜀人将纵目面具视为蚕丛始祖的化身，柱状眼球象征着蚕丛“通天神力”，这让纵目与“祖先崇拜”深度绑定；其次，它与“神物想象”融合——《山海经》中记载“烛龙”“人面蛇身，赤色，直目正乘”，“直目”即“纵目”，古蜀人可能将烛龙的形象融入纵目面具，额间的夔龙额饰便是神物的象征；最后，它才与“鱼蛙凸眼”融合——青铜纵目的凸起形态，借鉴了鱼蛙凸眼的视觉特征，但内涵上已超越了“渔猎功能”，成为“通天达地”的神器。

这种“多元融合”，让古蜀纵目面具的内涵更加丰富。它既是祖先的象征，也是神物的化身；既承载着渔猎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也彰显着王国文明对宇宙的思考。相比之下，科维昌人的纵目符号，更像是“渔猎生活的文化记录”，而古蜀人的纵目符号，则是“多重文化元素的精神结晶”。

（三）功能定位：从“部落仪式”到“国家祭祀”的层级提升

纵目符号的功能定位，也反映着文明的社会结构差异。科维昌人处于部落联盟阶段，社会规模较小，血缘关系是维系群体的核心，纵目面具的功能始终围绕“部落内部的仪式需求”展开；而古蜀人在鱼凫氏、杜宇氏时期已形成早期国家，拥有复杂的社会层级与神权体系，纵目面具的功能随之升级为“服务国家祭祀的精神工具”。一者是“部落的集体记忆载体”，一者是“王国的权力象征核心”，功能定位的差异，让纵目符号的影响力与内涵深度截然不同。

科维昌人的斯瓦赫韦面具，功能始终扎根于部落日常仪式，从未脱离“小共同体”的范畴。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仪式是“冬季赠礼节”（potlatch）——每年冬季，部落会聚集在长屋中，首领将积累的财富（如毛毯、贝壳、独木舟）分赠给族人与相邻部落，同时举行舞蹈、歌唱与祭祀活动。斯瓦赫韦面具便是仪式中的“灵魂道具”：萨满戴着面具，模仿三文鱼洄游的姿态起舞，铜筒纵目在火光中闪烁，口中吟唱着“感谢海洋神灵赐予食物”的歌谣；舞蹈结束后，萨满会取下面具，将其供奉在长屋的神龛上，接受族人的跪拜。除了冬季赠礼节，斯瓦赫韦面具还用于“捕鱼祈福”“成年礼”等小型仪式——捕鱼前，萨满戴着面具对着河口祈祷，希望鱼群丰产；少年成年时，长辈会向他讲述面具背后的渔猎故事，让他理解部落与自然的关系。

这些仪式的核心目的，是“强化部落认同”与“传承生存技能”：通过纵目面具，将渔猎知识、祖先传说、自然敬畏传递给下一代，维系部落内部的凝聚力。但这种功能始终局限在部落范围内，面具的制作与使用由部落自主掌控，不存在“跨部落的统一标准”——相邻的萨利希人、努卡特人虽也有凸眼面具，却在细节上各有不同，有的用贝壳镶嵌眼白，有的在面具边缘雕刻海浪纹，这正体现了部落文化的“多元性”与“自主性”，纵目符号尚未成为“跨群体的统一精神标识”。

古蜀人的青铜纵目面具，则完全跳出了“部落仪式”的框架，成为“国家祭祀”的核心道具，承载着“维系王国统一”与“彰显神权王权”的重责。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并非某个部落的祭祀场所，而是古蜀国的“国家级祭祀中心”——坑中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等文物，制作工艺精湛、体量宏大，且带有明显的“标准化”特征，显然是由王国统一规划、组织制作的；祭祀坑中还发现了大量象牙、金器、玉器，这些珍贵祭品需调动庞大的人力物力才能收集，进一步证明祭祀活动的“国家层级”。

在古蜀国的祭祀体系中，青铜纵目面具的功能极为核心。考古学家根据祭祀坑的文物布局推测，祭祀仪式可能是这样的：古蜀国王身着金杖，站在青铜神树旁；大巫师戴着纵目青铜面具，面具的柱状眼球直指天空，额间的夔龙额饰在香火中若隐若现；巫师手持玉璋，口中吟诵着与天地沟通的祷文，通过纵目“凝视苍天”，祈求神灵保佑王国风调雨顺、远离灾祸；周围的贵族与祭司跪拜在地，普通民众则在祭祀场外虔诚等候——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