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岷江的洪水能摧毁家园，也能灌溉农田；青蛙的鸣叫预示着雨季的到来，鱼类的洄游象征着生命的循环。于是，鱼蛙的凸眼便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鱼眼能“看透河水”，被视为“掌控水源”的象征；蛙眼能“感知风雨”，被视为“预测自然”的标志。这种对“凸眼功能”的认知，为后来纵目面具的创作埋下了伏笔——就像科维昌人从鱼蛙凸眼中看到“超人视力”，古蜀人也从同样的自然特征中，提炼出“通神、望远、掌控自然”的精神内核。

考古学家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了疑似鱼蛙凸眼的刻画：一件陶壶的腹部，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一条鱼，鱼眼被特意画成圆形凸起；另一件陶俑的面部，双眼呈半球状向外鼓出，与青蛙的眼睛极为相似。这些早期的艺术创作，虽然不如纵目青铜面具那般夸张，却证明古蜀人确实在观察并描绘鱼蛙的凸眼——它们是纵目文化的“雏形”，是古蜀人将自然观察转化为文化符号的最初尝试。

二、共性之核：从自然凸眼到精神符号的转化逻辑

科维昌人与古蜀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大陆、不同的环境中，却在“渔猎观察→凸眼符号”的转化过程中，遵循着相似的逻辑。这种共性，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类在面对相似生存挑战时，产生的共同文化选择——从“自然功能”到“精神象征”，从“日常观察”到“仪式符号”，每一步都透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对超越自身局限的渴望。

（一）第一步：观察自然功能，提炼核心特征

无论是科维昌人的铜筒纵目，还是古蜀人的青铜纵目，其起点都是对鱼蛙凸眼“功能”的观察。鱼眼的凸起，是为了适应水中的光线折射，扩大视野范围，让鱼类能同时观察到上方、下方和两侧的动静；蛙眼的凸起，是为了在蹲伏时不暴露身体，就能看清四周的猎物与天敌，其视野范围几乎能覆盖360度。这些生理功能，对以渔猎为生的人类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超能力”——他们渴望拥有像鱼一样“看透水域”的视力，像蛙一样“洞察危险”的敏锐，于是便将“凸起”这一最直观的形态特征，作为对这种“超能力”的视觉概括。

科维昌人对鱼眼功能的观察尤为细致。他们发现，三文鱼在洄游时，即使在漆黑的深海中，也能精准找到河口的方向，这让他们相信鱼眼具有“感知远方信息”的能力；而青蛙在雨后的夜晚，能准确捕捉到低空飞行的飞虫，这又让他们觉得蛙眼能“看见人类看不见的细微动静”。于是，在制作斯瓦赫韦面具时，他们没有选择写实的鱼蛙眼，而是将“凸起”的特征夸张化，用铜制圆筒模拟鱼眼的通透，用转动机关模拟蛙眼的灵活——这种“提炼核心特征”的创作，让纵目面具既保留了自然原型的影子，又具备了超越自然的神性。

古蜀人同样在观察中提炼鱼蛙凸眼的功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挂着许多青铜眼形器，这些眼形器的瞳孔呈圆形，边缘微微凸起，与鱼眼的形态相似；而在一些陶制的蛙形器物上，蛙眼被刻画成半球状，突出于身体表面。考古学家推测，这些眼形器和蛙形器，可能是古蜀人用于祭祀的“灵物”，它们的造型源于对鱼蛙凸眼功能的理解——青铜眼形器象征“看透天地的视力”，蛙形器象征“感知风雨的能力”。这种将“功能特征”转化为“器物造型”的做法，正是纵目面具创作的前期铺垫。

（二）第二步：赋予精神意义，实现象征迁移

当“凸起”成为鱼蛙“超能力”的视觉符号后，人类便开始将自身的精神需求“迁移”到这一符号上——科维昌人将铜筒纵目视为“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古蜀人将青铜纵目视为“通天达地的神器”，本质上都是将“鱼蛙凸眼的自然功能”，升华为“人类超越自身局限的精神追求”。

对科维昌人而言，渔猎不仅是获取食物，更是与祖先、神灵互动的过程。他们相信，部落的祖先死后会化为海洋中的神灵，通过三文鱼、青蛙等生物向人类传递信息。而纵目面具的铜筒眼睛，便是“接收这些信息”的媒介——萨满戴上面具后，铜筒眼睛能“捕捉远方的神灵信号”，让他听懂祖先的指引。这种“象征迁移”，让鱼蛙凸眼的“自然功能”（看远、看细），变成了“超自然功能”（与神灵沟通），纵目也从“自然特征”变成了“信仰符号”。

古蜀人的“象征迁移”则更具系统性。他们生活的四川盆地，四周高山环绕，交通不便，对“突破地理局限”的渴望尤为强烈；同时，岷江的洪水频发，让他们对“掌控自然”有着迫切的需求。于是，鱼蛙凸眼的“看远、看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