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并不少见，有的是为了装饰，有的是为了模拟动物形象，如何确定桂圆桥陶片的凸眼就是“纵目”图腾，而非普通的艺术创作？

为了回应这一疑问，考古团队扩大了在桂圆桥遗址的发掘范围。2012年，他们在同一地层中又发现了两件带有眼部刻画的陶片：一件是陶碗的残片，碗沿处刻着两只对称的凸眼，眼尾向上翘起；另一件是陶俑的头部残片，眼睛同样凸起，且在眼睛周围刻有放射状的线条，仿佛是“光芒”的象征。这两件陶片的发现，让“凸眼”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它不是某个工匠的偶然创作，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符号，这与“图腾”的特征（在部落中普遍流传、具有固定形态）相吻合。

与此同时，文献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彭邦本教授，通过对《华阳国志》版本的梳理，发现“蚕丛纵目”的记载在不同版本中有着细微的差异：南宋李??刻本中写作“其目纵”，而明代张佳胤刻本中则写作“其目重”。彭邦本教授认为，“重”可能是“纵”的通假字，“重目”即“双层眼睛”，这与桂圆桥陶片上“凸眼+放射状线条”的形态相呼应——放射状线条可能代表“第二层眼睛”，象征着“超凡的视力”。这一解读，为“纵目”的图腾含义增添了新的维度。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文献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桂圆桥陶片的“凸眼”，就是蚕丛“纵目”的早期形态。它不是对人类外貌的写实描绘，而是一种图腾符号，是蚕丛部落对“敏锐视力”的崇拜、对始祖的敬畏、对部落身份的认同的集中体现。而这种“纵目”文化，并没有随着蚕丛部落的衰落而消失，而是被后来的古蜀文明继承和发展，最终在三星堆遗址的纵目青铜面具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五、从桂圆桥到三星堆：纵目文化的传承与升华

如果说桂圆桥陶片的“凸眼”是蚕丛纵目文化的“萌芽”，那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纵目青铜面具，就是这一文化的“参天大树”。从五千年前的陶土残片，到三千年前的青铜重器，“纵目”符号在古蜀大地上传承了两千多年，见证了古蜀文明从原始部落到王国时代的辉煌变迁。

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夔龙冠纵目青铜面具，以其夸张的形态震撼了世界：双眼呈柱状向外凸起，长度约10厘米，比桂圆桥陶片的凸眼夸张了十多倍；双耳向两侧展开，如同翅膀；额间铸着高达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龙身蜿蜒向上，与纵目呼应。这尊面具的形态，虽然比桂圆桥陶片复杂得多、宏大得多，却保留了“眼睛凸起”这一核心特征——这说明，三星堆文明与蚕丛部落的“纵目”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考古学家通过碳十四测年发现，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的年代距今约3200-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而蚕丛部落活动的时期距今约5000-4000年，两者之间相隔了近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里，古蜀文明经历了柏灌、鱼凫、杜宇等朝代的更迭，但“纵目”文化却被一代代传承下来，这背后蕴含着古蜀人对始祖信仰的坚守。三星堆人将“纵目”从陶土刻画升级为青铜铸造，将其从普通的器物装饰提升为祭祀重器，正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蚕丛的精神，彰显古蜀王国的神性与权威。

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的用途，也与桂圆桥陶片有所不同。桂圆桥陶片可能是日常使用的器物或简单的祭祀用品，而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则是用于大型祭祀仪式的“国之重器”。考古学家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纵目青铜面具通常与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等文物一同出土，周围还散落着象牙、金器等贵重祭品，这说明它在古蜀祭祀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或许，在祭祀仪式上，巫师会戴着纵目青铜面具，模仿始祖蚕丛的形象，通过“纵目”与天地神灵、祖先沟通，祈求王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从桂圆桥陶片的“朴素凸眼”到三星堆面具的“青铜纵目”，“纵目”符号的变化，也反映了古蜀文明技术水平与精神追求的提升。桂圆桥时期，先民们只能用简单的陶土捏塑凸眼，表达对视力的崇拜；而到了三星堆时期，古蜀人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能够铸造出如此复杂的纵目面具，将对“纵目”的信仰推向了极致。这种技术的进步，不仅让“纵目”的形态更加震撼，也让“纵目”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更加丰富——它不再仅仅是部落的图腾，而是古蜀王国“通天达地”的象征，是王权与神权结合的标志。

如今，当我们站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展厅里，凝视着那尊纵目青铜面具时，仿佛能看到一条跨越两千年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