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通过战争掠夺而来，而是通过贸易交换得到的。这说明，鱼凫王统治下的三星堆，已经与周边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或许，每年都会有来自不同部落的商人，带着他们的特产来到三星堆，用翡翠换青铜，用绿松石换玉石；而鱼凫王则会在城门口迎接他们，用三星堆的青铜器物作为回礼——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丰富了三星堆的物资，更传播了古蜀文明的影响力。

然而，三星堆文化的末期，也出现了神秘的“中断”。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的祭祀坑是被人为填埋的，坑内的器物大多有焚烧和打碎的痕迹——这到底是一场祭祀仪式，还是一次部落迁徙前的“告别”？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距今约3200年左右，三星堆的中心地位逐渐消失，古蜀文明的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那里，有一座新的遗址正在崛起，那就是金沙遗址，而统治那里的，将是古蜀第四代蜀王杜宇，也就是我们假设的“金沙王”。

五、金沙王（杜宇）：金箔太阳下的耕者，古蜀文明的转型之魂

从广汉三星堆往东南走约40公里，就到了成都市区的金沙遗址。这里曾是古蜀文明的又一个中心，距今约3200-2600年，相当于商周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古蜀王，正是传说中的杜宇——他是古蜀第四代蜀王，也是我们假设的“金沙王”，是古蜀文明从神权向农耕转型的关键人物。

金沙遗址最着名的文物，当属“太阳神鸟”金箔。金箔直径12.5厘米，厚度仅0.02厘米，上面刻着四只首尾相接的神鸟，围绕着中心的太阳纹飞行。这四只神鸟的造型，比三星堆的青铜神鸟更轻盈、更灵动，它们的翅膀舒展如火焰，仿佛在追逐着太阳的光芒。考古学家认为，这组图案是杜宇时期太阳崇拜的象征，而杜宇本人，就是这种崇拜的推动者——他不仅是蜀王，更是“望帝”，是连接人间与太阳神灵的使者。

为什么说杜宇是“金沙王”？文献记载给出了答案。《蜀王本纪》里说，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而郫邑就在今天的成都郫县（今郫都），距离金沙遗址仅20多公里。此外，金沙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与三星堆晚期的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带绳纹的陶罐、雕刻精美的玉璋——这说明，金沙部落与三星堆部落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而杜宇，很可能就是从三星堆迁徙而来的鱼凫部落的后人。

杜宇时期的古蜀文明，最大的变化是从“神权至上”转向“农耕为本”。《华阳国志·蜀志》里说，杜宇“教民务农”，也就是说，他教会了古蜀人更先进的农耕技术。在金沙遗址的生活区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农耕工具，比如石犁、石锄、石镰，还有碳化的水稻颗粒——这些工具比宝墩时期的更精致，石犁的刃口更宽，石锄的手柄更符合人体工学，说明杜宇时期的古蜀人，已经掌握了深耕、除草、收割的全套农耕技术。

我曾在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农耕文明厅”里，见过一把出土的石犁。石犁呈三角形，刃口被磨得很光滑，犁身上还留着使用过的痕迹——边缘有些磨损，表面有泥土的印记。讲解员说：“这把石犁是用来深耕土地的，比之前的石斧效率高很多。用它耕地，能让土壤更疏松，有利于水稻的生长。”想象一下，春天来了，杜宇站在田埂上，手里拿着这样的石犁，教族人如何耕地：“把犁尖插进土里，然后用力往前推，这样就能把土翻起来了。”族人跟着他的样子，在水田里劳作，阳光洒在他们身上，金箔太阳神鸟的图案印在他们的衣服上——这是一幅多么温馨的农耕图景。

杜宇时期的金沙，不仅是农耕的中心，更是文化的融合之地。考古学家在金沙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卜甲（用于占卜的龟甲），卜甲上有灼烧的痕迹和简单的刻纹——这是来自中原商朝的文化元素。此外，金沙的玉器造型，也融合了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风格。这说明，杜宇王并没有封闭自己，而是积极吸收周边文化的精华，将它们融入古蜀文明中。比如，他借鉴商朝的占卜文化，用来预测农业收成和天气变化；他借鉴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工艺，制作出更精美的玉璋和玉璧——这种文化融合，让古蜀文明更加成熟、更加丰富。

然而，杜宇的统治也并非一帆风顺。文献记载，杜宇时期蜀地遭遇了一场大洪水，“江水为害，蜀民不得安处”。为了治理洪水，杜宇派鳖灵去治水——而鳖灵，就是后来取代杜宇，成为古蜀第五代蜀王的开明帝。

六、鳖灵（开明帝）：治水长河中的改革者，古蜀王朝的终结者

鳖灵的名字，总是与“治水”联系在一起。他是古蜀第五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