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古蜀人“以生存为导向”的信仰需求：先有能撑起天地的神树，才有传递祈愿的神鸟。

2. 金沙的“鸟为核心”：文明成熟后的太阳崇拜

到了金沙文明时期（约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700年），古蜀人已掌握了更先进的农耕技术，学会了疏导河流、修建水利工程，对自然的掌控力大大增强。此时，他们的信仰需求从“祈求天地庇佑”转向“理解自然规律”，而太阳作为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核心因素，自然成为崇拜的焦点。神鸟作为“太阳的化身”，地位也随之提升，从神树的“附属”变成了信仰的“核心”。

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箔，将“鸟”的形态推向了艺术的巅峰——镂空的工艺让金箔轻盈如羽，四只神鸟的姿态充满动感，仿佛真的在围绕太阳飞行。而“树”的意象则逐渐弱化，虽然金沙遗址中也出土过与神树相关的玉器（如玉璋上的树状纹饰），但已不再是核心器物。这种“鸟为主、树为辅”的转变，并非对三星堆信仰的否定，而是古蜀人对自然认知深化的结果：他们依然相信神树是天地的支柱，但更明白，推动四季轮转、万物生长的，是太阳与神鸟的配合。

3. 不变的共生内核：树与鸟的永恒羁绊

尽管三星堆与金沙的图腾形态有所不同，但“树与鸟共生”的内核从未改变。在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中，神鸟的足部与树枝紧密相连，没有神树，神鸟便失去了起飞的平台；在金沙的太阳神鸟金箔中，神鸟的羽翼与太阳的光芒交织，而太阳的运行轨迹，依然需要“树”（天地支柱）来固定。这种羁绊，在两件文物的细节中有着惊人的呼应——三星堆神鸟的羽翼纹路，与金沙神鸟的羽翼纹路几乎一致；三星堆神树的“三层九枝”，与金沙太阳神鸟的“四方四季”，共同构成了古蜀人“天地一体、时空有序”的信仰体系。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璧上，这种共生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玉璧的正面雕刻着太阳的图案，四只神鸟环绕太阳飞行；背面则雕刻着一棵简化的神树，树干笔直，枝桠向两侧伸展。这件玉璧将三星堆的神树与金沙的太阳神鸟融合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古蜀人信仰的传承：无论“树”与“鸟”的形态如何变化，它们始终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共同守护着古蜀人的精神世界。

四、树鸟图腾的文化延伸：融入古蜀人的日常生活

古蜀人的树鸟图腾，并非只存在于祭祀的青铜与黄金中，而是渗透到了衣食住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标志。从日常使用的陶器，到佩戴的饰品，再到居住的房屋，处处都能看到树与鸟的印记，仿佛每一个古蜀人，都生活在“树为家、鸟为伴”的信仰氛围中。

1. 陶器上的“树鸟纹”：日常器物中的信仰表达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带有“树鸟纹”的陶器。其中一件三星堆的陶豆，盘口边缘刻画着一圈连续的图案：每一棵小树的枝桠上，都站着一只小鸟，树与树之间用弧线连接，形成“树鸟环绕”的纹样。陶豆是古蜀人用来盛放食物的日常器物，将树鸟纹刻在陶豆上，意味着古蜀人希望“神树与神鸟能守护他们的食物”，让每一顿饭都能感受到信仰的庇佑。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瓮，腹部则刻画着“鸟衔树枝”的图案：一只神鸟的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树枝上还长着几片叶子，神鸟的翅膀展开，仿佛正将树枝送到人间。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瓮可能是用来储存种子的，“鸟衔树枝”的图案象征着“神鸟将神树的种子带到人间，让庄稼能够丰收”。古蜀人在储存种子时，看到陶瓮上的图案，便会更加坚信，这些种子会在神树与神鸟的守护下，长出饱满的庄稼。

2. 饰品中的“树鸟形”：身份与信仰的双重象征

古蜀人佩戴的饰品，也多以树与鸟为造型。三星堆遗址中出土过一件玉鸟佩，玉鸟的身体呈流线型，羽翼上刻有细密的纹路，鸟爪下方雕刻着一棵小小的神树，神树的枝桠向两侧伸展，恰好与玉鸟的羽翼形成呼应。这件玉鸟佩小巧精致，显然是佩戴在身上的饰品，它不仅是古蜀人审美趣味的体现，更是他们信仰的“徽章”——佩戴着玉鸟佩，就意味着“自己是神树与神鸟的信徒”，能得到图腾的守护。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金饰，则更加巧妙地融合了树与鸟的形态。金饰的主体是一棵简化的神树，树干弯曲，枝桠上站着四只小鸟，小鸟的身体与树枝铸造成一体，羽翼微微展开。这件金饰的尺寸很小，可能是用来系在头发上或衣服上的，它的造型与太阳神鸟金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更加贴近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