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内堆积分为5层，每层之间都有明显的界限：最底层（第5层）以灰褐色黏土为主，夹杂着大量木炭与植物灰烬，出土物多为陶片与动物骨骼；第4层为黄棕色沙土，出土了青铜榫卯与部分玉石器；第3层是一层厚度约10厘米的火山灰，质地疏松，几乎没有遗物；第2层为深褐色黏土，含有较多的青铜残件与面具；最上层（第1层）则是混杂着砾石的黄土，出土物较少。这种分层特征说明，6号坑并非一次性填埋形成，而是经历了多次堆积过程——或许是某次仪式后，人们将废弃物埋在底层；过了一段时间，又在上面铺设新的土层，放置青铜构件；再后来，一场火山喷发带来了火山灰；最后，随着神庙的废弃，这里被彻底填埋。

在第4层与第3层之间的界面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层薄薄的灰烬，灰烬中混杂着一些植物种子，经鉴定为粟和稻。这些种子的炭化程度较低，保存状况较好，显然是被有意放置在这里的。它们不是祭祀用的“供品”，更像是有人在此活动时掉落的粮食——或许是某个负责准备食物的人，不小心将装种子的袋子打翻了；或许是孩子们在这里玩耍时，把种子当作玩具撒了一地。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让冰冷的考古发现变得温暖起来。

探方里的“多元证据链”：打破单一叙事

当我们将8号坑与6号坑的发现串联起来，一条反驳“纯祭祀坑”论的证据链逐渐清晰。这些探方里的遗存，无论是器物组合、使用痕迹还是堆积方式，都指向一个结论：它们是古蜀人日常与信仰交织的场所，而非单纯为祭祀而挖掘的“器物掩埋坑”。

器物组合的“混杂性”是最直接的证据。在三星堆的8个探方中，几乎没有一个坑只出土“礼器”——8号坑既有青铜神树、金面具等“神圣物品”，也有陶纺锤、麻线等“日常用品”；6号坑除了青铜榫卯、玉石器，还有陶炊具、动物骨骼；3号坑出土了青铜人像与象牙，同时也发现了大量的陶片与炭化的植物遗存。这种“神圣”与“世俗”的并存，在严格的祭祀场所中是难以想象的。

现代宗教仪式中，祭祀用品与日常器物往往有明确的界限——教堂里的圣餐杯不会与厨房的碗碟混放，寺庙里的供品不会与农夫的农具共处。古蜀人虽与我们相隔三千年，但对“神圣空间”的敬畏应与人类共通。如果这些探方真是单纯的祭祀坑，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日常用品？唯一的解释是，这些探方所在的位置，本就是日常与信仰交织的空间——神庙的一角兼作厨房，神树的周围既是祭祀场地，也是纺织作坊。

器物的使用痕迹更能说明问题。除了青铜神树的磨损、石板地面的凹痕，其他器物也留下了“生活的印记”。在8号坑出土的一件陶盉（一种酒器）的底部，发现了细密的擦痕，这些擦痕呈同心圆状，显然是长期放置在地面上形成的；6号坑的一把玉璋（一种礼器）的刃部有几处细小的缺口，缺口处的玉质较为光滑，说明它曾被频繁使用，甚至可能用于切割某种物品，而非仅仅是祭祀时的摆设。

更具说服力的是“未完成品”的发现。在3号坑的泥土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了一件尚未完工的玉璧——玉璧的边缘还保留着切割时留下的锯齿状痕迹，中心的圆孔也仅钻了一半，孔壁上能看到清晰的螺旋纹。这件玉璧的材质与同坑出土的成品玉璧完全一致，说明它是在制作过程中被突然遗弃的。如果这里是祭祀坑，为何会有未完工的玉器？显然，3号坑所在的位置可能靠近玉器作坊，一场突发的事件（如火灾、战争）导致工匠们匆忙逃离，来不及带走半成品，最终与其他物品一同被掩埋。

碳十四测年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时间维度的证据。对8号坑炭化草茎与麻线的测年显示，两者的年代相差不超过10年，属于同一时期。但草茎的炭化程度更为均匀，显示出集中焚烧的特征；而麻线的炭化仅局限于末端，更像是被意外引燃。这说明，草茎是仪式性焚烧的产物，而麻线则是日常活动被突然打断的见证——两者在同一探方出现，证明这里既有仪式活动，也有日常劳作。

6号坑的木柱灰烬与织物残片的测年结果也很有意思。木柱灰烬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150年，而织物残片的年代则晚约20年。实验室分析显示，织物残片的纤维为麻质，纺织工艺较为粗糙，与8号坑的麻线属于同一类型，显然是日常穿着的布料，而非祭祀用的精美丝绸。如果6号坑是一次性填埋的祭祀坑，为何会出现年代不同的遗存？答案只有一个：这里的堆积是长期形成的，木柱焚烧后约20年，有人在此丢弃了破旧的麻布，最终一同被掩埋。

探方的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