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元年的洛阳，秋阳正烈，宫城的朱雀门大开着，十里长街旁的槐树叶被晒得打卷，却挡不住满城的欢腾。金戈铁马的声响歇了，江东的吴旗换了晋的玄旗，自汉末分崩离析近百年的天下，终于在司马炎的手中重归一统。

宫城的太极殿内，玉阶丹墀，文武百官列立两侧，连呼吸都压着几分恭谨。龙椅上的司马炎身着衮龙袍，眉目间带着天下归一的意气，指尖轻叩御案，朗声道：“自汉末以来，四海鼎沸，州郡刺史既管民生，又掌兵马，权柄过重，方有各地割据之祸。今天下太平，当韬光养晦，罢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专管治安即可。刺史分职，复汉家旧制！”

话音落，殿内静了一瞬，随即有一人出列，白发垂肩，袍袖翻飞，正是尚书仆射山涛。他躬身叩首，声音沉厚，带着不容置疑的恳切：“陛下，天下初定，人心未稳，州郡乃天下之基，不宜轻去武备！若盗贼四起，郡中无兵，何以制之？”

山涛是三朝老臣，德高望重，他这一出言，殿内立刻窃窃私语起来。有人颔首附和，有人面露迟疑，还有人眼观鼻鼻观心，等着看皇帝的态度。

司马炎抬手压下殿内的声响，目光扫过山涛，语气坚定：“伯伦多虑了。天下一统，百姓思安，何来盗贼？秦收天下之兵以弱枝强干，汉削诸侯以固中央，此皆前代之鉴。今罢郡兵，正为安天下，不必再议！”

一道圣旨，从洛阳传向天下，各州郡的兵甲被收缴，营寨拆去，那些扛了半辈子戈矛的兵士，大多解甲归田，只留下寥寥数十武吏，守着郡府的衙门口。山涛看着传旨的驿马绝尘而去，长叹一声，拂袖归府，只留下一句“日后天下大乱，必由此起”。

彼时的洛阳，满城都是太平歌，没人把山涛的话放在心上。可谁也没想到，二十一年后，永宁元年的烽火，真的烧遍了中原。盗贼蜂起，流寇横行，那些被罢了兵的州郡，连衙门口的武吏都凑不齐一支像样的队伍，只能眼睁睁看着贼寇烧杀抢掠，天下再度陷入大乱。世人皆叹，司马炎不听山涛之言，罢州郡兵，才酿此大祸。

可坐在龙椅上的司马炎，真的是一时意气，犯了昏聩之错吗？

其实不然。这位平定江东、一统天下的晋武帝，心里揣着的，是一本比谁都清楚的账。他的罢郡兵之策，从来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权衡了天下大势、前朝教训、国力民生后的选择，只是这选择，终究困在了西晋那个畸形的时代里。

司马炎这辈子，最记取的，莫过于曹魏的覆亡。他的祖父司马懿，靠着高平陵之变，从曹魏宗室手中夺了权；他的父亲司马昭，弑魏帝曹髦，权倾朝野；而他自己，逼魏元帝曹奂禅位，才登了这九五之尊。曹魏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在司马炎看来，核心就一个——不用宗室，不掌兵权。

曹操在世时，唯才是举，宗室虽有任用，却始终不掌地方重兵。到了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时期，更是对宗室严防死守，诸侯王被圈禁在封国，连随意走动都难，更别说领兵治民。结果呢？当司马懿在高平陵突然发难，三千死士一夜之间控制洛阳，曹魏的地方州郡竟无一人有兵有胆前来勤王，偌大的曹魏，竟被司马氏轻易篡夺。

这教训，司马炎刻在了骨子里。所以他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补丁”——大封同姓诸侯王。司马氏的子弟，不论长幼，只要沾亲带故，皆有封国，大国封万户，领兵五千；次国五千户，领兵三千；小国三千户，领兵一千五百。这些诸侯王，不是曹魏那种被圈禁的傀儡，他们可以自主选用封国官吏，可以开府治事，更可以手握重兵，镇守一方。

西晋的天下，大大小小的诸侯王封了几十个，并州、冀州、荆州、扬州这些重镇，全由司马氏子弟坐镇。河东的司马亮，邺城的司马颖，荆州的司马玮，一个个都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互为犄角，镇守四方。在司马炎看来，这些同姓诸侯王，就是天下的“定海神针”，地方上若有风吹草动，诸侯王的兵马足以应对，哪里还用得着州郡再养重兵？

州郡兵的作用，本就是维护地方治安，抓抓盗贼、管管械斗，真要遇上大规模的叛乱，靠的还是中央军和诸侯王的重兵。况且，若州郡再养数千精兵，与诸侯王的兵马在地方上并存，岂不是功能重复？天下刚定，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岂能让兵戈之事再耗民力？

这是司马炎的第一层考量，而第二层考量，便是西晋那捉襟见肘的国力，容不得他再养州郡兵。

天下一统的欢喜背后，是满目疮痍的江山。汉末的黄巾之乱，三国的连年征战，把天下的人口耗得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