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小组会议后的第二天，我决定不再仅仅依靠文件和汇报，我要亲自去听听一线的声音。我没有通知教育局，只让李卫国开车，去了离县城最近、也是教师工资拖欠问题比较突出的青峰镇中心小学。

青峰镇离县城大约二十里路，路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吉普车颠簸了将近四十分钟才到。学校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几排低矮的砖瓦房，围墙塌了一角，操场上除了一个光秃秃的篮球架，就是坑洼不平的泥土地。

正是课间时间，孩子们在操场上追逐打闹，穿着大多朴素，甚至有些破旧，小脸冻得通红，但笑容却无比灿烂。看到有吉普车进来，他们都好奇地围了过来。

校长是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断腿用胶布缠着的老花镜的老先生，听说县长来了，慌慌张张地从办公室里跑出来，身上还沾着粉笔灰。

“林县长！您……您怎么来了？也没提前通知一声……”他手足无措，想要和我握手，又觉得手脏，在衣服上使劲擦了擦。

“王校长，别紧张，我就是来看看。”我握住他粗糙的手，“孩子们上课怎么样？老师们呢？”

“上课……还行，还行。”王校长引着我往办公室走，语气有些闪烁，“就是……就是最近天气冷，有些孩子缺课多了点……老师们……老师们都挺负责的……”

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只有七八个平方，一张旧书桌，一张木板床，床上堆着作业本。墙壁上贴着课程表和几张泛黄的奖状。条件之简陋，让我心里发酸。

“王校长，咱们开门见山吧。”我坐下来，直接问道，“镇上拖欠老师们几个月工资了？”

王校长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低下头，搓着手，半晌才低声说：“……从去年年底开始，就……就没发全过。陆陆续续发了一点，到现在，平均……平均欠了快五个月了……”

五个月！我的心猛地一沉。这意味着，很多老师这半年来，几乎是靠着微薄的积蓄或者借贷在维持生活，在坚守讲台。

“老师们……情绪怎么样？”我声音有些干涩。

王校长抬起头，眼圈有点红：“林县长，不瞒您说，难啊！都是拖家带口的，几个月不发工资，家里老人要看病，孩子要上学，哪一样不要钱？有几个年轻老师，对象都因此吹了。说没情绪，那是假的……可是，孩子们还得教啊！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辈子就在这儿了，还能去哪儿？就是苦了那些年轻的……”

他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

“有没有老师……离开的？”我问道。

“有……去年走了两个年轻的，去南方打工了。听说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顶在这里半年了。”王校长叹了口气，“留下的，都是舍不得这些孩子，或者像我一样，没地方去的。”

正说着，下课铃响了。老师们陆续回到办公室。看到我这个陌生的“大官”，都有些拘谨和好奇。我主动和他们打招呼，询问他们的任课情况和生活困难。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老师，姓李，教语文的，说着说着就掉了眼泪：“林县长，我不是想给领导添麻烦，我就是……就是心里憋得慌。我男人在县农机厂，也半年没发工资了。家里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中，要交伙食费，小的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吃药。这日子……真是快过不下去了……”

另一个年轻的男老师，戴着眼镜，斯斯文文，语气里带着愤懑：“我们要求不高，就想按时拿到我们该得的工资！这要求过分吗？县里没钱，我们理解，可总得有个说法，有个盼头吧？这样无限期地拖下去，算怎么回事？”

老师们围着我，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生活的窘迫、内心的委屈和对未来的迷茫。他们的脸庞因长期营养不良和操心而显得憔悴，但眼神中，除了焦虑，依然保留着属于教师的那份清亮和责任。

我看着他们，听着他们，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这些站在三尺讲台上，承载着孩子们未来和无数家庭希望的人，他们的基本生存尊严，正被这残酷的现实一点点侵蚀。

“老师们，”我站起身，目光扫过每一张殷切而疲惫的脸，声音沉重但坚定，“大家受苦了！我林致远，作为新任的县长，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县委县政府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由我亲自牵头，正在全力以赴想办法解决工资拖欠问题！”

我顿了顿，加重了语气：“我不敢说马上就能全部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正在行动！一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筹集到第一笔资金，优先补发一部分工资！请你们再坚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