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他们提交了一份13卷长达数百万字的报告，竭尽全力证明应当在社会救济方面实行最不适宜原则，即：济贫院内的生活条件必须比最穷的自由劳动者更差，如此一来才能防止人们故意寻求救济，杜绝懒惰行为。

    之前迪斯雷利去哥廷根游玩的时候就曾经向亚瑟痛骂过《新济贫法》，但是就现在看来，实际情况或许要比迪斯雷利猜想的还要糟糕。

    在亚瑟还在苏格兰场当警察的时候，东区的贫民和流浪汉每周大约能收到3便士的救济，而在新济贫法通过后，这笔钱很快便降低到了1便士，而且这笔钱是针对那些有一定收入的穷人发放的。

    如果你想要完全依赖教区的救助，抱歉，那你现在就必须去济贫院。

    可是济贫院的日子也就未必好过到哪里去，新成立的中央济贫委员会对济贫院院长的主要要求就是控制预算、减少财政支出，而要想达成这一点，削减员工数量、降低人员素质、减少生活物资供应绝对是最容易的办法了。

    当然，如果把伦敦贫民的处境全都怪在济贫委员会的身上或许有些不公平。

    至少在亚瑟看来，贫民数量的增长、贫民窟的不断蔓延，主要是受到了迅速增长的伦敦人口驱动的。

    亚瑟刚到伦敦的时候是1826年，当他还在约克乡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村子里的许多人正不断向城市涌去。

    这倒不是因为约克老乡们不喜欢留在家乡，而是由于许多农业工种正在被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工厂作业取代，乡下雇农的工价几乎每一年都在降低。

    而当亚瑟来到伦敦之后，情况则完全反了过来，每一年你都能在伦敦见到新面孔，虽然许多人在这里过得很苦，但是离开的总是少数。

    毕竟待在乡下可没办法在排水沟里捡到被挤过汁的柠檬皮，更不可能把这种东西卖给榨取残余汁水来做廉价柠檬糖的制造商。

    在伦敦，捡骨头的人在街上和狗争抢丢弃的骨头，然后卖给烧骨头的锅炉，一蒲式耳就能卖到2先令。

    在卵石堆还能找到铁钉之类的金属，然后卖给海事店的经销商。

    捡破烂的人一天要走10公里，收集金属、破布和瓶子，平均一天挣2到3个便士。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城里的生活这么苦，为什么不到乡下去呢？

    实际上，这些人确实与威斯敏斯特的议员们以及摄政街的商店主们一样过着迁徙式的生活，只不过两个群体的时间略有不同。

    一般而言，他们会在乡下和郊区度过夏天和秋天，在那里充当砌砖工、挖土工或者农场雇工。

    但是冬天一到，由于富裕阶层大多返乡度假，而且天气也不适合继续进行建筑工作了，于是他们就回到伦敦找工作。

    一般而言，薪水最高的建筑工地最受追捧，如果在那里找不到，就去工厂，例如制砖厂或是与供暖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扫烟囱、当挑煤工，众所周知，这类工作在寒冷的季节一般会需要更多的工人。

    而他们当中的一些掌握了手艺的幸运儿，比如杂耍艺人，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迁徙时间，杂耍人通常会在3、4月间离开伦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复活节巡回演出，并赶在10月前回到伦敦，迎接伦敦即将到来的游园季。

    至于亚瑟为什么会对流动工人的作息这么了解？

    那自然是由于他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