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二，龙抬头。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城市像是被洗过一遍。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苏醒的气息，混合着隐约的草木清香。梧桐枝头的暗红芽苞，在雨水的滋润下，似乎随时会绽开第一抹新绿。“古今阁”朝南的窗台上，几盆兰草悄然抽出了嫩箭。

午后，雨暂时停了，天色仍是灰蒙蒙的，云层低垂。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约莫六十多岁的老人推开了工作室的门。他身形瘦削，背有些微驼，但步履还算稳当。手里提着一个半旧的帆布工具袋，袋口露出些报纸包裹的棱角。老人头发花白，脸上皱纹深刻，像是被岁月和风霜仔细雕刻过。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混合着焦急、期待和不确定的复杂情绪。

“请问……这里是能修老东西的地方吗？”老人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是的，老师傅，您请进。”林微起身迎道。

老人走进来，却没有立刻坐下，而是有些局促地站在工作台边，先将工具袋小心地放在一旁的椅子上，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块长方形的搪瓷牌子。

牌子长约二十厘米，宽约十厘米，白底蓝边，中间是蓝色的印刷字体。虽然布满划痕、污渍和几处明显的锈蚀，字迹依然可辨：

“福佑街 十七号”

搪瓷有些地方已经剥落，露出底下黑色的铁胎，边缘也磕碰得凹凸不平。牌子背面焊接着两个生锈的固定脚，显然是曾经钉在门楣或墙上的。

“师傅，”老人用手摩挲着那块门牌，动作很轻，像在抚摸什么易碎的东西，“我叫赵根生，原来就住福佑街十七号。那一片……马上要全部拆了，建新的商场。”他顿了顿，眼睛望着门牌，又像是透过它看着很远的地方，“拆迁队进场前，我自己回去了一趟。房子早就搬空了，门框都卸了一半。这个门牌……我用螺丝刀把它撬了下来。几十年了，它一直就在那儿。”

他抬起头，看向苏见远和林微：“这牌子不值钱，我知道。就是个旧门牌。可它……它是我家的门牌。我生在那儿，长在那儿，我爹妈，我爷爷奶奶，都在那个门牌底下进进出出一辈子。现在街没了，房子没了，就剩这块铁皮了。我瞅着它锈了，脏了，字也有些模糊……心里头难受。我想……能不能请你们，帮它拾掇拾掇？不用多新，就是……让它清楚点儿，结实点儿，我能一直留着，当个念想。”

赵根生的语气平实，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重。那块伤痕累累的搪瓷门牌，此刻静置在工作台上，白底蓝字，像一个褪色却依然清晰的坐标，指向一条即将消失的街道，一个即将被抹去的门牌号码，和一段附着其上的、绵长的私人生活史。

苏见远戴上手套，拿起门牌仔细查看。林微递过放大镜。

“赵师傅，这是典型的二十世纪中期，大概五六十年代左右的城市街道门牌。”苏见远观察着材质和工艺，“搪瓷铁皮材质，背面焊接固定脚，字体是规范的印刷体。它的价值，确实不在市场，而在它所承载的记忆和情感，以及作为城市街道变迁的实物证据。我们能做的是清洁、除锈、稳定，防止它进一步损坏，让信息更清晰地保存下来。”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赵根生连忙点头，“我就想它能‘清楚点儿，结实点儿’。该咋弄，你们是行家，我听你们的。”

“我们需要先做记录和分析。”林微拿来相机和记录本，“修复过程我们会详细向您说明。”

记录完成后，他们开始了对这块门牌的保护处理。

首先是清洁。表面的浮尘和油污用棉签蘸取少量中性清洁剂小心去除。对于顽固污渍，采用温和的溶剂在局部测试后处理。清洁后，门牌原本的颜色显露更多，但锈蚀和搪瓷剥落也更加明显。

接下来是关键而精细的除锈工作。那些从搪瓷剥落处和边缘蔓延开的铁锈，如果不加处理，会继续侵蚀铁胎，导致更大面积的剥落甚至穿孔。他们采用机械方法与化学方法结合。对于小范围、较浅的锈层，用极细的钢针、手术刀在显微镜下一点一点剔除。对于面积较大或较深的锈蚀，则使用微酸性的除锈凝胶（可控制作用时间和范围），敷在锈蚀区域，待其软化锈层后再用工具清理。整个过程必须极其小心，避免伤及完好的搪瓷面。

除锈后暴露出的新鲜铁胎，需要进行钝化处理，涂上缓蚀剂，防止再生锈。然后，用与原始搪瓷颜色、光泽尽量接近的稳定型保护材料（并非补釉，而是可逆的现代保护涂料），对铁胎裸露部分进行极小范围的填补和覆盖，目的不是复原如新，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