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三星堆时期的太阳崇拜，内涵相对“泛化”。由于当时神树崇拜占据绝对核心，太阳作为“上天象征”，其功能更多是与神树协同，共同承接古蜀人对“天地沟通”的祈愿——人们祭祀太阳，是希望通过神树传递对“风调雨顺”的渴求，但这种渴求并未明确指向某一具体领域，更像是对“整体生存环境”的笼统期盼。彼时的古蜀人，虽已从事农业生产，但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仍处于初级阶段，太阳的“生命滋养”功能尚未被单独凸显。

而金沙时期的太阳崇拜，内涵则高度“聚焦”，核心直指农业生产这一“生存根本”。距今3000-2600年的金沙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已进入成熟阶段，水稻、粟等农作物成为古蜀人的主要食物来源，太阳的“光照”与“热量”对农作物生长的决定性作用，被古蜀人深刻感知。此时的太阳崇拜，不再是“泛化的天地敬畏”，而是转化为对“太阳按时升起、光芒充足”的具体祈愿——人们相信，只有太阳正常运行，才能保证庄稼按时抽穗、成熟，避免因干旱或光照不足导致的饥荒。

这种“农事导向”的内涵，在太阳神鸟金箔的细节中暗藏伏笔。四只神鸟围绕太阳循环飞翔的造型，不仅象征太阳的东升西落，更像是对“四季更替、农时流转”的视觉化表达：春种时，太阳带来温暖，神鸟驮日唤醒大地；秋收时，太阳提供充足光照，神鸟守护作物成熟。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相关器物，多集中在祭祀区的“农业祭祀坑”附近，坑内还伴随有谷物遗存——这进一步证明，金沙时期的太阳祭祀已与农业生产深度绑定，成为古蜀人“顺应农时、祈求丰收”的重要仪式。

此外，太阳崇拜内涵的“凝练”还体现在对“生命循环”的认知深化上。金沙人通过观察太阳的起落、四季的更迭，逐渐意识到“循环”是自然的基本规律：太阳落下后会再次升起，作物收割后会再次播种，生命逝去后或许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归。这种认知让太阳崇拜超越了“农事祈愿”的表层需求，上升到对“生命永续”的精神追求——太阳神鸟金箔的“闭环造型”，正是这种“循环永生”观念的完美诠释，它让太阳成为连接“自然规律”与“生命信仰”的纽带，赋予太阳崇拜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从“青铜厚重”到“黄金璀璨”：太阳崇拜载体的“材质隐喻”

器物材质的变化，也从侧面印证了太阳崇拜的“强化”。三星堆的太阳形器以青铜为原料，青铜的厚重、冰冷与坚硬，赋予太阳“威严、肃穆”的气质，更贴合其作为“神树附属、天界象征”的定位——此时的太阳，是“高高在上的神灵”，与人类保持着距离感，需要通过神树这一“中介”才能沟通。

而金沙的太阳相关器物，几乎全以黄金为材质。黄金的璀璨、轻盈与珍贵，让太阳的“温暖感”与“神圣感”变得更加直观：阳光本身是金色的，黄金的光泽恰能模拟太阳的“光芒特质”，让抽象的太阳崇拜变得可触可感；同时，黄金在古代是稀有贵重的金属，用黄金制作太阳器物，既体现了古蜀人对太阳的“极致重视”，也暗示着太阳崇拜在宗教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只有最核心的信仰，才配得上用最珍贵的材质来承载。

更重要的是，黄金的“易加工性”让太阳符号得以“普及”。与青铜铸造需要复杂的熔炉、模具不同，黄金质地柔软，可通过锤揲、镂空等工艺制作成轻薄的金箔，既节省原料，又能批量生产。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形金箔饰件数量较多，且尺寸不一，说明它们不仅用于王室的大型祭祀，也可能被贵族阶层用于日常祭祀或佩戴——这意味着太阳崇拜已从“王室专属”走向“阶层共享”，其影响力在社会中进一步扩散，成为整个古蜀族群的“共同信仰符号”。

从三星堆到金沙，太阳崇拜的转变，本质上是古蜀人“从敬畏天地到理解自然”的认知进阶。当太阳从神树顶端的附属符号，变成与神鸟共生、聚焦农事、承载生命信仰的独立图腾时，古蜀文明的信仰体系也变得更加成熟、务实——它不再依赖奇诡的想象来构建宇宙，而是从生活实践中提炼信仰核心，让对自然的崇拜，最终服务于对生存与发展的追求。这种“从虚到实”的转变，也让金沙时期的信仰体系更具生命力，为古蜀文明的延续与传承奠定了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