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迹最密集；东侧靠近边缘的地方有一片较平整的石板，上面留有织物摩擦的痕迹，可能是纺织的固定位置；西侧则散落着较多陶片，推测是放置器物的“操作台”。这些焦点区域分布均匀，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异，暗示着这里的活动可能是“全民参与”——无论是祭司、工匠还是普通人，都能在神树周围找到自己的位置。

6号坑的青铜榫卯与炊具的分布也很有意思。青铜榫卯构成的正方形“神圣区”与陶质炊具所在的“生活区”之间，距离约1.5米，恰好是一个人伸手可及的范围。这意味着，主持仪式的人与准备食物的人可能就在这个距离内互动——祭司转身就能接过煮好的供品，工匠休息时可以随手拿起陶碗喝水。这种空间距离反映出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非严格的等级隔离。

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探方中都没有发现“专属权贵”的器物。即使是最精美的青铜面具、黄金器物，也与普通陶片、骨器混杂在一起，没有单独的“贵族区域”。这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墓葬形成鲜明对比——中原的贵族墓葬往往随葬大量礼器，与平民墓葬界限分明。三星堆探方的“混杂性”或许说明，古蜀社会的信仰活动不是少数权贵的“专利”，而是全民参与的公共事务，神圣空间是属于整个社群的。

从“空间”到“文明基因”

当我们用古蜀人的空间哲学重新审视这些探方，会发现一个更鲜活的文明图景：他们不追求神圣与世俗的割裂，而是在交融中寻找平衡；不刻意记录“伟大时刻”，而是让平凡日常自然沉淀；不通过空间划分等级，而是用共享的信仰凝聚社群。这些探方里的每一件器物、每一处痕迹，都是这种哲学的具象化——青铜神树是信仰的象征，也是社区的“公共地标”；石板地面是仪式的舞台，也是生活的“共享空间”；陶质炊具是饮食的工具，也是连接神圣与世俗的纽带。

这种“无缝交织”的智慧，或许正是古蜀文明最珍贵的基因。它提醒我们，文明从不只是由宏大的祭祀、精美的礼器构成，更藏在纺织的麻线里、炊具的烟火中、未完成的玉器上。当我们放下“祭祀坑”的预设，才能真正触摸到这个文明的温度——那是三千多年前，古蜀人在神树下纺织、在神庙角落吃饭、在信仰与生活中自在穿梭的温度。而那些探方，不过是时光为我们留下的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原来最动人的文明，从来都是神圣与世俗共舞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