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在巴蜀百姓心中形成了奇妙的互补。一方面，人们相信城隍爷会像人间清官一样公正断案，所以遇到冤屈时会到城隍庙“烧告香”，把写满委屈的诉状焚化给城隍；另一方面，当生活顺遂时，又会用道教“知足常乐”的观念告诫自己“莫贪心”。资中罗泉镇的老人们常说：“城隍爷管阴间账，老君爷管心头秤”，这句话道破了两种信仰在百姓精神世界里的分工——城隍是外在的道德约束，道教是内在的心灵指引，共同构筑起巴蜀人“外有敬畏、内有坚守”的精神防线。

这种你中有我的共生关系，还体现在建筑的细节里。重庆忠县城隍庙的“戏台照壁”，正面是道教的“八卦太极图”，背面却刻着民间的“二十四孝图”；成都新都城隍庙的石柱，柱础雕着道教的“暗八仙”法器，柱身却刻着百姓耳熟能详的“善恶因果”故事。就连庙里的香炉，也常常是炉身铸着“三清讳号”，炉耳却做成川剧脸谱的模样。这些看似矛盾的组合，恰恰证明了两种文化早已打破界限，共同构筑起巴蜀人精神家园的砖瓦。

八、传承中的变与不变

时光流转，巴蜀城隍庙与道教的对话，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增添新的注脚。清末民初，西方文化涌入蜀地，一些城隍庙开始出现“新旧杂糅”的景象。成都城隍庙的戏台上，既演《目连救母》的道教故事，也唱新编的《庚子国难》时事戏；道士们的法器中，除了传统的令牌、水盂，偶尔也会出现从西洋传入的玻璃油灯，灯光透过彩绘灯罩，在神像上投下斑斓的光影。但这种变化并未动摇根本，就像灌口城隍庙历经多次重修，琉璃瓦换了新的，木梁刷了新漆，可八卦布局的整体形制、城隍爷的威严神态，始终保留着最初的模样。

新中国成立后，城隍庙的功能虽有转变，有的成为民俗博物馆，有的改为群众文化场所，但道教留下的文化印记从未消失。绵阳城隍庙的壁画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工作人员在修复时发现，壁画底层竟藏着明代道士题写的“颜料配方”，其中“用朱砂调雄黄酒可避虫蛀”的记载，至今仍被文物保护专家借鉴。宜宾城隍庙的“打醮”仪式虽不再频繁举行，但当地老人仍能清晰记得道士们吟诵的经文片段，甚至能哼出“步虚韵”的调子。这些零散的记忆，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文化传承的脉络。

改革开放后，随着传统文化复兴，城隍庙与道教的联系又焕发出新的活力。都江堰灌口城隍庙恢复了“城隍出巡”的民俗活动，只不过队伍中除了道士与传统艺人，还多了穿着汉服的年轻人，他们举着写有“道法自然”的幡旗，用手机直播着这场穿越千年的巡游。资中罗泉古镇的城隍庙，每年都会举办“道教文化讲座”，道士们用普通话讲解《道德经》，台下坐着的既有白发老者，也有背着背包的游客，古老的智慧在新的语境下被重新解读。

更令人欣喜的是，年轻一代对这种文化共生的认同。成都某高校的学生社团，曾以“城隍庙与道教音乐”为主题做调研，他们发现川剧的“高腔”与道教的“清角”在音阶上有着奇妙的重合，由此写出的论文被收录进民俗研究集刊。重庆的几位非遗传承人，将城隍庙的木雕图案与道教符咒元素，融入现代文创设计，推出的“城隍佑福”系列书签，既保留了传统纹样，又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成了网红产品。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让千年的对话在当代有了新的表达方式。

九、永恒的对话，不灭的薪火

当最后一缕夕阳染红城隍庙的飞檐，晚课的钟声从邻近的道观传来，这声音穿过青瓦灰墙，与城隍庙香炉里升起的最后一缕青烟相遇，构成一幅宁静而深远的画面。这样的场景，在巴蜀大地上已重复了千年。从汉代道教初兴时，先民在城墙边为城隍设简陋神龛，到唐代道士为城隍撰写第一篇《告文》；从宋代城隍庙与道观“一墙之隔”的格局形成，到明清时期庙会中道教法事与民间杂耍的常态化融合；再到今天，年轻人用数字技术复原城隍出巡的盛况——城隍庙与道教的对话，从未因时代变迁而中断，反而如同巴蜀山泉，在岁月的冲刷中愈发清澈。

这种对话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怀。道教追求“长生久视”，城隍掌管“善恶报应”，本质上都是百姓对“如何更好地生活”的思考。前者指向精神的超越，后者关注现实的秩序，二者共同构成了巴蜀人“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就像成都城隍庙的一副老楹联所写：“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是“道法自然”。短短数语，道尽了两种信仰对人生的指引——既要敬畏规则，又要顺应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