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成为城市向外延伸的新触角；第五区由原第五区全部及新划入的华阳县得胜乡、永丰乡、桂溪乡各一部合并，既有老城区的底蕴，又添了新区域的活力；第六区则整合原第七区全部、原第六区一部及新划入的华阳县永丰乡大部、成都县西城乡全部、青苏乡与城区乡各一部，城乡风貌在此交织。那时的街道上，挑着竹筐的农民与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擦肩而过，茶馆里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围坐在一起，讨论着新政策，空气中弥漫着变革的气息。

1953年5月20日，成都市再次对区域进行调整，这次调整是对城市格局的进一步重塑。东城区由原第一区更名而来，而原第一区早在1951年8月便整合了之前的第一、二区——春熙路的绸缎庄、盐市口的茶馆酒楼，这些承载着城市繁华的地标，自此汇聚于东城区的版图中。西城区脱胎于原第二区，即1951年由第三、四区合并而成的区域，这里的青石板小巷、老茶馆，藏着最地道的成都烟火。望江区的前身是1950年设立的第五区，它坐拥锦江之畔，不仅囊括了原第五区全部范围，还将外南武侯祠一带收入版图，每日清晨渔船穿梭江面，傍晚码头飘来小吃香气，成为老成都人心中的“水上乐园”。

与此同时，万年区和龙潭区作为两个新的郊区诞生。万年区由1951年设立的第六区更名而来，整合了原第七区、成都县西城乡全部，以及青苏乡、城区乡部分区域，肥沃的土地上，金黄的稻穗年复一年铺满田野；龙潭区则由原第三区、第四区合并而成——第三区融合了原第八区及成都县部分乡镇，第四区汇聚了成都县与华阳县的新增辖地，这里是城乡过渡的枢纽，拖拉机的轰鸣与田间的虫鸣渐渐交织成新的生活旋律。

这一时期，成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稳步推进。新修建的碎石路如同城市的血管，马车与自行车穿梭自如；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孩子们在明亮的教室里朗读课文，患病的百姓在新设的诊所得以医治。每一次区域调整，都像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古老的城墙下，新的工厂烟囱正悄悄冒出青烟，预示着这座城市即将迎来更蓬勃的生长。

1955年，成都的行政区划迎来意义深远的变革：望江区并入东城区，曾经热闹的码头与集市，从此成为东城区血脉的一部分；龙潭区与万年区合并为郊区，并于1960年7月更名为金牛区。这片新生的土地上，农田与工厂开始交织——拖拉机的轰鸣与收割机的转动声，奏响了成都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序曲。

1958年，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这场运动深刻影响了成都的区域版图。双流、崇宁两县在时代浪潮中“暂时退出历史舞台”：崇宁县在1958年撤销建制，其辖地并入彭县、新繁县，原本热闹的县城集市逐渐融入周边县域；双流县于1959年并入温江县，集中资源支援工业建设 。一时间，成都郊外竖起无数土高炉，浓烟与火光日夜不息。工人们轮班守着炉前，试图用双手炼出钢铁支援国家建设，连百姓家中的铁锅、农具也被收集起来投入熔炉。尽管这场运动因技术局限逐渐平息，却为成都工业发展埋下伏笔——此后，大量工厂拔地而起，高耸的烟囱成为那个时代最醒目的标志，也为日后的工业化浪潮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六十年代：工业浪潮中的区域新生

1960年初，为适应城市发展需求，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大刀阔斧推进区划调整。2月1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金堂县华严乡、大同乡，新都县弥牟乡划入成都市；7月18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撤销原郊区建制，全新设立金牛、龙泉驿、青白江三区，这片土地自此踏上工业化发展的快车道。

金牛区整合了原郊区的金牛、永丰、青龙、苏坡、龙潭、天回、保和、和平、胜利、三圣、石羊、桂溪、簇桥这13个乡 ，成为农业与工业交织的枢纽。清晨，驷马桥蔬菜批发市场人声鼎沸，菜农们卸下带着泥土的新鲜蔬菜；午后，荷花池市场的布匹、五金交易热火朝天；入夜后，工厂车间依旧灯火通明，机械运转声与虫鸣交织。作为成都的“菜篮子”与工业发展前沿阵地，金牛区初显“西部第一区”的蓬勃气象。

龙泉驿区汇聚龙泉、大兴、茶店、长松、山泉、大面、西河、洪河、石灵（原名青龙）这9个乡及龙泉驿镇，依托丰富的水果资源与工业潜力，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春日里，龙泉山脉下万亩桃林花开成海，粉白花朵漫山遍野，游客如织；盛夏时，沉甸甸的水蜜桃挂满枝头，果农们将一箱箱鲜果运往全国各地。与此同时，汽车产业的崛起为这片土地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