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亲的烟斗：四十年如云烟

杨守业的烟斗挂在客厅那只老樟木柜的铜挂钩上时，总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一层温润的柔光。烟杆是上好的乌木，被他攥了四十年，指腹磨出的包浆比柜门上的漆皮还要亮，黄铜烟锅则浸满了经年累月的烟油，凑近闻，能嗅到一股混合着烟叶与时光的醇厚气息。这烟斗是他四十岁生日那天，攥着攒了半年的砖厂工钱，在镇上唯一的百货商店买的——那年头，普通庄稼人还在用粗陶烟袋锅，他却咬咬牙选了这柄要价三块八的“讲究物件”，不为别的，就为那天砖厂厂长拍着他的肩说：“守业，你这手艺，以后错不了。”

那是1983年，改革开放的风已经吹遍了这片豫西平原。镇上的土路上开始出现“下海”回来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的确良衬衫，骑着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从广州倒腾来的花布与电子表，嘴里说着“万元户”“个体户”这些新鲜词。杨守业那会儿还在村办砖厂当烧窑工，每天天不亮就钻进闷热的窑房，满脸煤灰地盯着火候，收工回家时，裤脚沾着的黄土能在门槛外堆起一小撮。晚饭时，他总爱把烟斗揣在怀里，蹲在院门口的老槐树下抽，烟圈慢悠悠飘向远处新建的砖窑，邻居孟师傅就坐在旁边的石磨上，用粗陶烟袋锅磕着烟灰，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你看老王家那小子，”孟师傅往东边努努嘴，“前两年还跟咱一起搬砖，现在倒腾布料，听说家里都买14寸的黑白电视了，晚上满院子都是看《霍元甲》的人。”杨守业含着烟嘴，猛吸了一口，烟锅亮起点点火星：“人家是有脑子，敢往外跑。咱这烧窑的，一辈子就跟黄土打交道。”话虽这么说，他心里却也泛起过波澜——有次去镇上买烟丝，看见供销社旁边开了家“新潮理发店”，玻璃门上贴着“烫发十元”的海报，老板娘烫着当时最时兴的“爆炸头”，正用吹风机给顾客吹头发，那股子洋气劲儿，让他想起砖厂新来的会计穿的连衣裙。

后来砖厂改制，私人老板承包了场子，裁掉了一半工人，杨守业因为烧窑手艺好，被留了下来，却也没干多久——那年他儿子杨爱国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学费比小学翻了三倍，光靠砖厂每月三十多块的工资，实在不够。杨守业揣着烟斗在镇上转了三天，最后咬咬牙，跟着邻村的建筑队去了洛阳城。那是他第一次离开老家，坐在颠簸的拖拉机上，看着路边的白杨树飞快往后退，烟锅里的烟叶换了三茬，心里既忐忑又期待。

城里的工地比他想象中还要热闹。高楼像雨后春笋般从平地上冒出来，搅拌机“轰隆”作响，钢筋工在脚手架上穿梭，每个人都脚步匆匆，仿佛慢一步就会被这时代甩在身后。杨守业跟着队里干瓦工，每天天不亮就上工，天黑透了才收工，手上的茧子磨破了一层又一层，吃饭就蹲在工地旁的树荫下，就着咸菜啃馒头。有次收工早，他揣着烟斗去工地附近的小卖部买肥皂，听见两个年轻人在聊生意——穿皮夹克的小伙子说，他前两年靠倒腾电视机，已经赚够了“第一桶金”，现在准备去深圳做外贸；另一个戴眼镜的则说，他要承包县里的罐头厂，把本地的苹果卖到南方去。

杨守业站在门口，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烟斗。他忽然想起老家镇上的变化：以前只有一家供销社，现在开了好几家“个体户”商店；以前赶集会只能骑自行车，现在有人开起了“麻木车”（三轮摩托）；以前村里姑娘嫁人只看种地好不好，现在也开始问“有没有手艺，能不能在镇上立足”。他这辈子没成过别人口中的“能人”，没抓住过那些轰轰烈烈的机遇，但看着身边人起起落落，倒也摸清了些门道：那些站在高光里的人，从来不是光靠运气——他们敢闯敢试，更能吃苦，就像工地上那些盖楼的工人，要一砖一瓦地垒，才能把高楼竖起来。

这道理，杨爱国后来在生活里慢慢琢磨透了。

杨爱国比父亲活络些，大学毕业后没回县城，留在了洛阳城，进了一家外贸公司做文员。他记得刚上班那年，公司来了个姓刘的经理，三十多岁，据说是“白手起家”——早年跟着亲戚去广州摆摊，后来自己开了家小外贸公司，因为抓住了“入世”的机遇，短短几年就把生意做到了国外。刘经理平时话不多，但每次开会都会说：“机遇就像工地上的钢筋，你得提前备好，才能赶上浇筑的时间，晚一步，就只能等下一栋楼。”那时候杨爱国还不太懂，直到后来他亲眼看见，有同事因为没及时跟进客户，丢了一笔几十万的订单，才明白“抓住机遇”这四个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苦。

真正让他把这道理想透的，是去年冬天和发小建军的那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