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山城雾都，凌晨五点，天还没亮透。陈红英起床时，手脚冻得发僵。她轻手轻脚推开三个孩子的房门，大女儿小蕊裹着发薄的棉被蜷缩在床角，两个小的挤在一起取暖。陈红英俯身给孩子们掖了掖被角，转身进了厨房。

厨房墙皮剥落了一大片，灶台油腻发黑。她从米缸里舀出最后半碗米，又添了一大瓢水。粥稀得能照见人影，但总比空肚子强。

六点半，门外传来钥匙捅锁孔的响声，陈红英身体一僵。李建国摇摇晃晃地推门进来，浑身酒气，眼睛血红。他没看陈红英一眼，径直走到桌边，抓起昨晚剩的半截冷馒头咬了一口，又嫌弃地扔回桌上。

“妈的，这什么玩意儿。”李建国嘟囔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梅烟。

陈红英低着头熬粥，没说话。十三年了，从大女儿出生那年起，李建国就变成了这副样子。当年那个在纺织厂机修车间里会吹口琴、会讲笑话的青年，早已被酒精吞噬殆尽。

“钱呢？”李建国忽然问道，“这个月工资还没交？”

陈红英手一抖，勺子磕在锅沿上：“上个月你说要请工友吃饭，拿走了。”

“放屁！你藏钱了是不是？”李建国站起来，身高一米八的壮汉阴影笼罩着陈红英瘦小的身体。

这时，小蕊揉着眼睛从房间出来：“爸，小声点，弟弟妹妹还在睡。”

“滚回屋去！”李建国吼了一嗓子，转头盯着陈红英，“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勾搭野男人。婊子养的，吃我的住我的，还敢藏钱？”

陈红英终于抬起头，眼里有火苗在跳动：“你的钱？你每个月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吗？孩子的学费、家里的开销，哪一样不是我打两份工挣的？你除了喝酒抽烟打人，还会什么？”

李建国愣住了，他似乎没料到一向逆来顺受的妻子会还嘴。下一秒，他抬手就是一巴掌。

清脆的响声在狭小的厨房回荡。陈红英踉跄后退，撞在灶台上，锅里的粥洒了一地。

小蕊尖叫着冲过来，用瘦小的身体挡在母亲面前：“爸！别打妈！”

李建国看着满地狼藉和女儿惊恐的眼睛，似乎清醒了一瞬，但酒精很快淹没了那点良知。他指着陈红英：“贱人，你给我等着。”说罢摔门而出。

陈红英坐在地上，脸颊火辣辣地疼，但心已经麻木了。小蕊哭着拿来湿毛巾给她敷脸，两个小的被吵醒，也光着脚跑出来，抱着母亲哇哇大哭。

“妈，我们去报警吧。”小蕊擦着眼泪说。

陈红英摇摇头。报过，三次。警察来了，教育几句，李建国当着警察的面保证改，人一走，变本加厉。有一次警察建议她起诉离婚，李建国就在旁边冷笑着说：“离？你敢离，我就弄死你全家。”

送孩子们上学后，陈红英照常去纺织厂上班。她是检验员，需要长时间站立，检查布匹上的瑕疵。一上午，她脸颊的肿胀引来了工友们的侧目，但没人问。大家都心照不宣——李建国又动手了。

午休时，车间主任张秀芬把陈红英叫到办公室，递给她一盒消肿药膏。“红英，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陈红英苦笑：“张姐，我能怎么办？三个孩子，离了他，我一个人怎么养？”

“法律会判他付抚养费。”

“他那种人，会付吗？”陈红英眼神空洞，“就算判了，他不给，法院能天天盯着他？可我和孩子，等不起。”

张秀芬沉默了。车间里机器轰鸣，窗外雾都的冬天灰蒙蒙一片，就像陈红英看不到头的日子。

下午下班后，陈红英赶去第二个工作——在一家小餐馆洗盘子。晚上九点，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发现李建国又醉醺醺地躺在沙发上，地上吐了一滩污物。

陈红英默默清理，李建国忽然抓住她的手腕：“我饿了，做饭。”

“孩子们吃过了，我给你煮碗面。”

“面条？打发要饭的？”李建国一把将她推开，“去给我买卤菜，再打一斤酒。”

陈红英看着空空如也的钱包：“没钱了。”

李建国摇摇晃晃站起来，开始翻箱倒柜，终于从陈红英藏在枕头里的内衣中翻出几张皱巴巴的十元钞票。那是她攒了一个月，准备给孩子们买冬衣的。

“还说没钱？”李建国把钞票甩在她脸上，扬长而去。

那晚，陈红英在冰冷的阳台上站了很久，看着楼下零星的路灯。三十六岁，她觉得自己已经活够了。

第二天是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