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调，将阿曼达划归为“天真、被利用”的群体；而这个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独立网站”，则负责向她身上泼洒最污秽的脏水，将她描绘成一个“有预设立场、撒谎成性、甚至可能被收买”的无良记者。

一套精妙的流程走下来，阿曼达·斯特恩，那个两天前还被誉为“正义化身”、“吹哨人”的调查记者，瞬间变成了一个深陷诚信危机的争议人物。网络上那些原本一边倒支持她的声音，开始出现了分歧和动摇。

我盯着卫星终端屏幕上那些构陷她的文字，只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这，就是皮埃尔·杜邦的反击。

他没有再派出一兵一卒，没有动用一枪一炮。他动用的是资本世界更熟悉、也更高级的武器——金钱、资源、人脉和专业的公关团队。他正在用他庞大的财力，为我精心编织的谎言，撕开一道致命的口子。

他没有试图去证明卡兰没有发生屠杀——因为屠杀确实发生了，只是性质不同。他转而攻击那个报道屠杀的人。他不是在否认“事实”，他是在摧毁“事实”的叙述者。这是信息时代，釜底抽薪的最高境界。

最致命的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对阿曼达的指控，并非百分之百是空穴来风。

像她这样意志坚定、目标明确的记者，为了追求她心中所谓的“更大的正义”，在报道中夹带私货、进行倾向性的剪辑和叙述，几乎是这个行业的潜规则。他们称之为“构建叙事”。这些手法平时隐藏在“客观中立”的外衣下，无人深究。可一旦被对手用千万倍的放大镜，拿到聚光灯下逐帧审视，那些原本的“技巧”，就会立刻变成足以致命的“污点”。

皮埃尔抓住了这一点。他抓住了阿曼达的骄傲，也抓住了她的“原罪”。

果不其然，当天深夜，营地的寂静被刺耳的卫星电话铃声划破。

是阿曼达。

“林先生！”电话刚一接通，她那混合着疲惫与愤怒的声音就从听筒里爆发出来，背景音里还夹杂着电流的杂音，“我想你已经看到了网上的那些东西！这是诽谤！是赤裸裸的人格谋杀！是‘法兰西泛非投资集团’的报复！”

她几乎是在咆哮，那个在戴维将军面前都保持着冷静的女人，此刻的声音中却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颤抖。

“我很遗憾，斯特恩女士。你的报道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我刻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绝对的平静，这种平静在此刻是一种力量，“但这也在意料之中，不是吗？当你试图揭露狮子的罪行时，就该料到它会反咬一口。”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抹黑我！”她的声音有些急躁，仿佛在说服我，更像在说服她自己，“但他们正在混淆视听！他们把水搅浑了！现在，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我心中猛地一沉。

来了。她开始动摇了。

皮埃尔的舆论攻击，已经成功地将压力从他自己身上，转移到了阿曼达身上。她从一个自信的审判者，变成了一个急于自证清白的被告。她的骄傲和职业尊严，不允许她就此认输。

她迫切地需要我提供更多的“弹药”，需要更确凿、更无法辩驳的铁证，来回击那些质疑，来证明她是对的，来证明“法兰西泛非投资集团”确实雇佣了外国雇佣兵，并且屠杀了“无辜的平民”。

而我的手上，已经没有更多的弹药了。

卡隆的尸体已经被利用过一次，谎言就像地雷，埋设第一个是为了杀伤敌人，埋设第二个、第三个，就很有可能会炸到自己人。我不可能凭空再编造出一场屠杀。

“证据，我们会找到的。”我只能用最含糊的言辞安抚她，“戴维的防御很严密。但现在，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你。斯特恩女士，我建议你暂时离开卡兰，回到欧洲。那里才是真正的战场，你可以在舆论的中心，在安全的地方，继续反击他们。你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这也是我的真实想法。她留在这里，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可控的变量。

“不！”她断然拒绝，声音尖锐而坚定，“我不能走！如果我现在像个失败者一样逃回巴黎，就等于坐实了那些污蔑！他们会说我是畏罪潜逃！我必须留下来，我必须挖出更多的真相！我要拿到他们无法否认的东西！”

她的职业偏执，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这股偏执成就了她，也即将毁灭她。它更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从遥远的欧洲移来，悬挂在了我的头顶之上。

“斯特恩女士，你需要冷静……”

“我很冷静！”她打断了我，“林先生，